其实，农民工在公交车上像这样被“欺负”不是什么新鲜事，想必我们每人也都见过这样的场景：衣着破旧脏乱的农民工乘车，而乘务人员却态度蛮横语言粗暴。即便如此，这次遵义市的乘车事件还是令公众愤慨，因为30元钱本身或许微不足道，可抛给社会的善待农民工、关注农民工权利的话题却是沉甸甸的意义重大。

　　人社部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4亿。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往往从事着一些比较脏、比较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不仅这些“实”的好处与他们无缘，而且“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隐含着歧视。因此，农业部一位司长日前表示，为了消除歧视，应该首先从称呼上就下工夫，并建议以“新增劳动者”来称呼农民工。其实，给农民工“改名”是早就在社会各界达成了共识的，我们现在不就经常用“外来务工者”来称呼农民工兄弟吗？

　　官员、学者乃至普通民众聚焦“农民工”这个称呼，除了是对农民工这个群体人身权益的关心，更是饱含了对我国城市化道路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关切。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可以说是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建造了更多的高楼大厦，还意味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让农民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甚至表示，什么时候“农民工”这个称呼消失了，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也算是真正完成了。但目前的现状是，广大的农民工常年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早已不是传统的种植业，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家乡之间来回迁徙——生产方式和身份的割裂，造就了“农民工”这个充满矛盾性的称谓。

　　和为农民工兄弟更改一个表面的称呼相比，给予他们更加内在的、实在的福利待遇才是更重要的。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都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同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并同新的生产资料(工业流水线)相结合的过程。如果说这一过程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我国的城市化道路，要避免农民同土地分离过程中产生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社会问题，更要着力改善目前农民在城市里务工但身份却依然是农民的尴尬处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障农民工的各种权利，让他们也能享受城市化的各种实惠和好处，正像前面那位农业部司长所说：农民工只要在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本人及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财力不足的国情又告诉我们，指望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化、让所有农民工一下子享受市民待遇是不现实的。城市教育、医疗、住房资源的有限承载力，要求我们必须多途径探索农民市民化的道路，目前各地都在中央部署下进行着有益尝试，比如浙江嘉兴的“两分两换”(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虽然农民还不能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但从赋予他们市民权上，走出了第一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帮助他们(农民工)逐步解决在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这一循序渐进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路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我们期待中国城市化的早日完成，当然更期待“农民工”这个称呼早日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