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称，城市化过程当中存在社会融入问题。“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社会距离，一部分外来人口不能完全实现社会融入。”他指出，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城乡居民都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打工持接纳态度，认为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同时，李炜也指出，大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村务工人员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排斥的心理。“在大城市居民来讲，有42.3%选择有条件的接纳，换句话 说，如果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可以在城市里工作。在大城市里面还有20%左右的人口，认为要严格控制到城市里来工作的农村务工人员。”

　　李炜表示，除就业问题外，对于外来人口和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里买房，是完全的开放，还是有条件的允许，还是要严格控制，还是坚决不允许，也有同样的趋势，“子女上学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们在调查中间对于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测量，就是我们互相测量他们的社会距离。”李炜提到，在调查中当城市居民和农 村人被问及愿意互相缔结怎样的社会关系时，如聊天、工作、邻居、亲密朋友、结成亲家等，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愿意与城市人口缔结社会关系的比例总的来说都比 城市人口低。“农村人在和城里人打交道方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戒惧，比如怕城里人对农村人有一种冷漠或者歧视。”他指出，这也说明城乡居民之间还 有着难以融入的现象，有一定的社会距离。

　　李炜表示，即使在城市里面居住很长时间的外来人口，对于流入地仍缺乏归属感，不能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入。

　　李炜强调，“我们希望城市化可以带动另外一种新型的人系关系、社会关系的缔结，由原来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有机的结合。但是我们发觉城市化和所期望的公民社会目前来看，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公民社会参与总体水平还相对比较低。”

　　“整个城市化所导致的公民社会参与程度，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李炜称，调查对城乡居民目前参加的社会团体进行了一定了解，“在城市来讲参与 的比例，各类社会团体的比例都相当的低，高一些就是校友会，大概22.2%，其中是各种各样的联谊组织，比如互联网的团体，或者文体娱乐的团体，有 10.8%。其他各种各样的类型的社会团体参与率都不足10%，在农村这个比率更加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