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总有落差。1977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封闭闸门打开，机会平等疏通阶层流动管道，亿万草根由此出发，实现以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传奇。近年来，我们惊奇地发现，经济一路狂奔，似应放慢脚步，等一等落于其后的“机会平等”。丛林法则、赢者通吃、阶层固化……再次拉响机会不公的警报。

　　“拼爹时代”，当寒门子弟为争得一席城市学位而一筹莫展、为挤“黑校车”而发愁时，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权贵子弟早就通过“萝卜招聘”、“一个人的招考”成为人上人；当没有“大树”庇护的公务员，十年八年混不上一个科级干部，一些有“背景”的人早就完成了“N年N连升”；当芙蓉姐姐、凤姐等草根，不惜以背离大众审美的“行为艺术”博出位，试图改变命运，傍官、傍款的“郭美美们”早就挎着爱玛仕、开着玛莎拉蒂。

　　《瞭望》周刊年初发起一项调查，58.8%的几大城市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假如将调查延伸到农村，又会怎样？前几年，逃离“北上广”的白领，因受不了潜规则、讲人情、拼关系，如今又重回“北上广”，怀念的仍是相对平等的机会。

　　“不怕财富不平等，就怕机会不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机会不平等，草根阶层机会被剥夺，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被“马太效应”拉大的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更有社会焦虑以及群体割裂。一起原本稀松平常的小冲突，一旦被贴上身份、背景、地位等“符号”，冲突便可能升级。暴戾之气弥漫，公民安全感便基础不牢固——不分草根与精英，社会和谐目标路漫漫其修远。

　　古典的智慧是，一个良好的社会，财富是不会平等的，但机会可以且必须平等。只有机会平等，个人努力才有所依附，财富才能比较迅速地被创造出来，并且得到较合理的分配，弥补起点不公导致的结果不公；只有机会平等，不同阶层之间才能找到共识，社会怨恨才有可能平复，阶层断裂才有机会弥合。因此，可以说机会平等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社会发展，再不能偏重物质主义，而任由机会平等一再沉沦。政府当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创造机会公平的平台，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畅通，让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