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中国人或将发现自己正陷于“城市精神”的汪洋大海中。

    据《南方周末》最新报道，目前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12个地方已有或正在征集区域精神。省会城市里，除沈阳、福州、西安三市外，均已有或正在征集城市精神。此外，至少有33个县级城市公开征集过区域精神。2007年之前，区域精神多由地方政府自行总结，由领导确定之后，再公之于众。从2010年开始，地方提炼区域精神，更多依靠群众和专家“票选”，但最终还是由党政力量决定。

    各地所推选的城市精神，多是空洞大词，有时听起来活像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校训。譬如今年北京推出的城市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则是“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不少市民并不认同，有北京网友就认为，北京精神应该是：“堵车、加班、还贷、沙暴”。

    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城市精神”，你很难当真。它们并非几代人在故土凝聚的理智和情感、光荣和梦想，却是地方长官心血来潮的意志表现，其口味轻重，因人而不同。

    几乎每个头头履新，都要精神饱满地折腾一下城市精神。譬如南京，早在2002年10月就公布了市民精神———“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如今却又在征集新的城市精神。新书记提出，南京要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精神”的表述，于是需要刷新。南京一动，江苏其他12个省辖市自然不能落后。这些地方都推选过各自的城市精神，但现在全部开始重新确定城市精神。再如我所在的城市成都，十年来推出了不下十个城市精神。我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推出的“东方伊甸园”，政府当时花费数亿，号称“全球推广”，搞得很多人以为成都要搞红灯区———“东方伊甸园”听起来太像成人用品的牌子了，跟老军医很般配。后来主事者下台“东方伊甸园”也无疾而终。

    在中国，所谓城市精神，往往只不过是领导意愿。他来了，他逛了一圈，他想做点儿什么，嗯，前任制定的城市精神不够精神，得重新提“神”。于是将前任的文化理念和建设蓝图扔进废纸篓，“一二三四，再来一次”。数千万乃至数亿元的投入，只听得一声响儿。新的城市精神出炉，但是与文化无关系，与这座城市无关系，与城市里的民众无关系，只赢得领导慷慨激昂，“专家”帮闲帮腔，还有一小撮吃饱了撑的“热心市民”扭起欢乐的秧歌……

    这种城市精神推选活动，其实只是“命名运动”，形式主义气味十足，于斯地生民却几乎没有任何益处。但为什么领导却乐此不疲，“年既老而不衰”？个人以为，推选城市精神，既有计划时代的积习残余，又有群众动员的宣传考量。前者是要将城市里的一切都管起来，包括精神生活。即使事实上做不到了，也不敢公开说了，但仍要努力去管，去引导，去灌输。由此而操办一系列活动，主事者在经济上得实惠，在政绩上得体制内认可；后者则是美化这个城市，把胸部都拍肿了地拼命往好里说，每个城市都觉得自己最精神。这样可以忽悠市民，让他们忘记阴暗面，沉浸于“幸福指数”的幻觉与“城市精神”的豪情中。但这个目的很难达到，往往只是宣传部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在我看来，城市之精神，决不在评选“城市精神”，而在自治、自由与自我。中国的城市，向来缺乏自治传统。已故学者傅筑夫指出，中国的城，从古代到近代，从王都到郡县，都是政府根据统治制度的编制与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建的。换言之，中国历代的城，没有一个是民众根据自己需要，把一个工商业荟萃的地点自行改建成为城市。中国所有的城，都是由政府兴建、由政府管制的。由于缺乏自治传统，中国城市的自由度与自我实现，都远不够饱满。

    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定是自治、自由与自我的。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不再一致通过的价格听证会，有安全的校车，有不被强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完备的排水系统，有各种自治组织，这时，我们才好意思谈论城市精神。

    所谓城市精神，不在庙堂之上，不在大人先生也不在高头讲章，而在市井的小人细物。正如一位网友写的微博：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雾气不是因为PM 2.5，只是自然景致。一个外地人早早在街边摆上煎饼果子的摊位，他不必担心城管的驱赶。一个上班族路过，顺便买一份早餐，他不必担心食物不安全。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因为经常买卖而熟悉起来，于是相互投以微笑———然后，煎饼果子多放了一撮香菜。

    这时，我们也许就可以说，我们有城市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