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还是务农？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

　　1949年至1958年，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新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各大中心城市经历了第一次扩容，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了起来。当城市的承载能力超负荷后，城市的管理者冻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二元结构正式确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渠道被阻断。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不可逆转的。1984年以后，以改革开放为号召的现代化进程中，先是东南沿海，以后又波及各大中城市，加工产业、轻工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户籍及票证制度的松弛是不可避免的了。粮票等各种票证的废除让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成为可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加入了进城的行列。

　　现在有许多“二代农民工”，他们很小就随进城打工的父辈生活，现在已经和所在的城市水乳交融了，他们熟悉城市胜过农村，土地对他们来讲已经很陌生。他们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消费在城市，也艰难地在城市的学校里学习；但一纸户口，让水还是水，乳还是乳。

　　在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连续八年粮食大丰收。然而，连年的丰收是否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对于国家来说，粮食安全是国家最根本、最基础的战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实现自给自足意义重大。近几年，我国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随着种粮成本的增加，物价的上涨，让农民种粮收益打了折扣。

　　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的主要现金来源。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据悉，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31元，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

　　农村里那些匆匆远行的背影，谁也阻挡不住。虽然“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但城市对农村人口，特别是“二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是坚不可摧的。土地对农民工来说，只是相当于他们的一份社保，一旦遇到不测风云，可以暂时躲避一下。2008年当国际金融风暴来袭时，许多农民工返乡暂避。

　　只有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保水平，在廉租房、医保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让农村承包土地摆脱“社保”的尴尬角色，让土地流转更加顺畅，才能使农业经营逐步实现专业化、集约化。

　　发展现代化农业，让一批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种粮，让专业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模式。农业生产只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桎梏，成为高效低耗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惠农政策才会产生放大效应。我们既可以保证进城农民在土地之外获得更实惠可靠的社会保障，又可以塑造出一个高效安全的粮食生产新模式，让种粮农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有成就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