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是多少农民工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象牙塔之门开始向年轻的农民工们敞开，知识力量成为他们人生新的“变量”。这个变化，为个体发展带来新希望，也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新契机。

　　“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这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之道。这样来看，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实在是“一本多利”的“买卖”：可以让农民工提升能力素质，使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可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看来，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社会管理者也深刻认识到，没有教育机会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仅以广东论，在粤务工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相比，放下了“乡土梦”，怀揣着“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因此，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30%的现实面前，在他们面临的“回不了村、进不了城”的窘境面前，在报名网站“塞车”、报名电话打爆的需求面前，“圆梦计划”的推出，不仅为农民工个人提供了成长新平台，更是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全面发展、向上流动展现了新的可能。

　　其实，在社会转型期，“上升”的焦虑和需求，一直激荡于变革进程。从30多年前“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到3年前“罗炼出走”发出的“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的无奈；从今天徘徊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蚁族”、“北漂”，到“拼爹就业”、“萝卜招聘”引发的“阶层固化”忧思，不断提醒人们，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

　　尽管刚刚开始，但广东的“农民工高考”已引起教育部和各地的关注，更多的“圆梦计划”正在酝酿，给社会管理者带来启示：面对流动时代的“上升焦虑”，需要在社会管理中彰显“圆梦思维”，创新管理思路，整合社会资源，开辟更多上升通道，把人们的期盼、社会的需求变为一个又一个扎实的“圆梦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