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银建出租车公司的陈师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月拉活七八千，交上公司的份儿钱三千多，还得刨去油钱吧，最后装兜里的也就3000块钱。”他的这一说法，赢得了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的赞同，说起公司的份儿钱，大多数司机都觉得，收得太高了。“每天干8个小时，只有两个小时是给自己赚钱，其他的都给了公司。”（《人民日报》8月25日）

    如果出租车司机交给公司的“份儿钱”能够换来大体差不多等值的服务或者福利待遇，也算是物有所值。但现实正如北京新月出租车公司一位赵师傅所说的，“你说出租车公司每月干吗？基本上就是收份儿钱和处罚。”而之所以出租车公司更重视“收份儿钱和处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承包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作为发包方的出租车公司，自然更多考虑如何保证自己的“发包利益”。

     正是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之下，出租车市场一旦遭遇市场的冲击，比如说油价上涨导致成本上升时，出租车公司就会更多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如何将市场波动的风险转嫁出去，而不是通过“内部挖潜”来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这样一来，应对市场风险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进行调价听证，而且在出租车公司把“内部挖潜”消化成本上涨压力明确排除在外时，所谓调价不过是“涨价”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就看到几乎所有的出租车调价听证都是“听涨会”。

    涨价表面上看是对出租车司机有利，而且像杭州等一些地方，在举行出租车调价听证会时，就明确表示涨价的收益要用于改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状况。但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涨价从来都是“双刃剑”，单价固然上去了，但“销售量”却下去了。此消彼长之间，出租车司机能否真正从涨价中受益，实在是一个难以简单下定论的问题。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这个问题上，出租车司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在太多出租车调价听证会时，如果征求出租车司机的意见，鲜有支持涨价的，而大多都要求降低“份儿钱”。

    可在不少地方举行出租车调价听证会时，恰恰就是装着听不见司机的这些声音，而是擅自替出租车司机做主，以召开“听涨会”的方式告诉出租车司机，我们举行听证会就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可是，这种打着维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的调价听证，实际上是在转移矛盾，把原本属于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转化为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保证出租车公司利益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同时，让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共同来承担。

    回避真正的矛盾，只会让矛盾逐渐积累直至最终爆发。近些年来，虽然出租车调整听证一直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但由于始终没有触及出租车调价问题的本质，并无助于实质性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像出租车集体停运这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屡屡发生，而且惊人一致的是，每次出租车司机的矛头指向的都不是所谓“运价太低”，而是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盘剥太多。

    其实，这些真实的声音，在每次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召开时，甚至用不着刻意去“打捞”，就早已“浮出水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真实的声音以及有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有没有不回避实质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在出租车司机已经“过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还在假装不明就里地“摸石头”。既然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一直都在假装听不见出租车司机真实的声音，那也就休怪出租车司机屡屡通过集体停运来表达对“假装满意”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