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站8月17日讯 在今天下午举行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一上台就对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提出的城市化进程中“四大挑战”一一反驳。

　　他认为不能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就回避房地产结构、房地产政策、保障房方面的重大的缺位。并拿日本房地产举例，“日本在进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建设了大量农民工住房。这是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日本真正的房地产投资，金融化投资，商品投资，是在城市化基本接近尾声，城市家庭数量和住宅数量基本达到1：1大致平衡后，房价才出现一个明显变动。”他呼吁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而不要老拿“工业化城市化来说事”。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主管部门工程监理质量管制方面的原因，是规划不足的原因，是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够、透明度不够的原因，而不是房地产调控的理由。政府大量卖地，换来的钱不是建公众使用的基础设施而是建了大量广场。”对于陈淮把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作为地产调控的原因，巴曙松的反驳显得同样精准。

　　同时，他指出10.7万亿地方债务和3.19万亿外汇储备，是两个性质的问题。3.19万亿外汇储备，是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特定人口结构下一个储蓄的盈余。储蓄减投资等于经常项目顺差，储蓄率高，投资为了防止过热不能增长很快，才有贸易的盈余，回流形成外汇储备。“人口红利时期，什么都没有，就有勤劳的双手，我们通过大量加工，赚一点这个盈利。当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之后，这一部分外汇储备会被逐步消耗，这只是我们储备了人力而已。”他认为外汇储备虽然有缺陷，但是比10.7万亿地方债缺要小，“这两个不好之间，我宁可选择外汇储备。”对于地方债，巴曙松显然疑惑很多：这些资产是真的是优质资产吗？它的决策过程是怎么样的？平台的公司治理是透明的吗？决策程序是怎么进的？它是我们房地产不断向这个平台输血的理由吗？是这些烂尾工程损失大还是这些外债？

　　对于城市化结构失衡的问题，巴曙松认为如果要农民市民化，建房子的时候就该重点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加工业、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09年以来中西部投资高于沿海，这样的话“部分保障房就应该跟随农民工迁移”。“可是各省保障房计划怎么分配？标准是什么，后续怎么维护？等等都没有体现在政府的调控政策中”，当然城市化结构失衡也不能作为调控的理由。

　　面对中国房地产的下一个十年，巴曙松认为值得反思总结的还很多，例如怎样把经济界的优秀研究成果和业界意见实施到房地产政策和执行过程中，并将简单的批评、对立转移到整合和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决策这样一个大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