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

  牛见春：芬芳文化书院院长

  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深圳城市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彭 勇：中共长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张孝德：在今年过年后，我受廖晓义之邀，专门到长沙县实地考察了“乐和乡村”模式。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想谈一个感受。上一个案例是大浪，这个案例是“乐和乡村”，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这两件事为我们打开了如何解决中国乡村农民问题的新空间。我们传统的思维认为农民的问题是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在今天，农民的问题已经是两个空间的问题，进城的农民怎么样，留守的农民怎么办，今天下午这两个案例给新时代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的农民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回到长沙县的“乐和乡村”模式，这个乐和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呢？首先我们需要关注是长沙县政府邀请的廖晓义老师。今天许多政府对社会组织忌讳漠深，竟然有这样一个开明的政府，特邀社会组织工作者开展这个活动，而且效果非常好。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很多专家在进行顶层设计。如果构成国家生命体征的细胞不健康，这个国家能建成吗？留在乡村的还有20% 的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如何治理，这个案例至少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乡村的治理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要反省我们的思路对了没有。这个案例给我的触动就是四两拨千斤。接下来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政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第二，在原有的体制下，政府如何回应新治理模式的变化。第三，长沙县案例有没有可推广性。

  牛建春：乡村的基层工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像长沙县的乐和模式。当上访、缠访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社会组织已经发生了重大问题。政府此时会将基层自治当成一种工具手段来运用，事实上自治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如何在公共治理、文化自觉以及各种权利的协调问题上有更多的空间，这是政府应该考虑的。

  我注意到乐和模式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他们已经发现在村支两委的权力框架下难以作为。村小组的权力还没有紧紧捆绑政府时，可以做点工作，于是他们从村小组和自然村开始做。这行为非常悲壮。我们在寻找党和政府的权力边界。乐和摸到了哪儿？村和组缺席，乐和可以进去做社会工作。

  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主张，于是又有了现在美丽乡村的主张。各省有指标，多少年要完成多少个村的美丽梦。其中有一条叫做把党支部建到村小组，把乡镇政府派出的挂职干部派到自然村。我们的权力进一步向最基层的空间干预，这是民间社会难以有活力的原因。长沙县的政府和党组织能有这样的魄力，我表示很大的敬佩。我也对廖老师的不懈努力深深地表示敬佩。

  李津逵：最初彭真同志做调研，要建设村民委员会的时候，是要建在自然村。最后在签发文件的时候变到了行政村。于是行政村变成了既是行政村，又是自治组织，这个悖论已经将近30 年。

  彭勇：我觉得“乐和乡村”项目对长沙县的党委政府最大的启示和影响是思路的转变，对社会由管理到治理、到建设的思路转变。我们以前都是提社会管理创新。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社会建设。三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治理。基层党委政府在思路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靠政府一家显然是不够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晰，不能光靠政府，而是要靠大家共同建设。在法律框架下，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参与进来。我们在这个指导精神下才专门邀请廖晓义老师参与到基层的社会治理当中。

  依现有的制度框架，我们的理念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执政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有些基层干部指着媒体说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个理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党性和人民性本身就是统一的。我们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政党的利益，我们的目标和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如何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认可和买账，让其积极性得到发挥，是我们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在“乐和乡村”有一个乐和大院，其中有一条50 年代刷的毛主席语录，上面写的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离开这两条，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展工作的指导思路。谢谢！

  廖晓义：我们很幸运，能够为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这是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我感受到的长沙县政府是16 个字，有胆有识、实事求是、政社一家、城乡一体。我认为这就是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具有可行性的探索。城市化不仅是经济的比率，而且是社会、文化的综合比率。什么叫有胆有识？有识就是你会明白基层社会的重建，或者是基于自然村组织的重建是久安之道，是中华体制之根。胆，就是你敢于把它建起来，也敢于把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引进去。有胆有识，一样不能少。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按照概念来说，村支两委是自治组织。事实是村党委承担了太多的行政任务，我们计算过是200 项以上的行政任务，而他们只有7、8 个人参与管理。过去的顶层设计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自治组织，但自然村是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因此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就要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概念来做事情，这点是非常可贵的。

  第三是政社一家。就像彭勇部长说的，一家人就是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政府和社会成为一体。最后是城乡一体。我们能够在长沙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是因为其前提是它把保留美好的乡村作为提高城市化品质的内在诉求，而且强调城市化的质量要包含乡村质量。真的是远见卓识。有这样的地方政府，事情就有落地的希望。

  刚刚张孝德老师提到它的推广性问题。目前做的还是实验阶段，还需要牛建春老师这样的专家给予指导。我想再下一步，长沙县的工作还需要关注县域治理，最后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之道。（完整案例详细内容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