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本身我是被廖大姐行为打动的人，巫溪这样一个行动在现在中国的环境下，必须依靠一些义无反顾的人，以这种宗教式的热情才可以将公益事业做下去。当然，当地也要有这样的环境，尤其当地政府、当地主要负责人要有这样的情怀。

  这件事情放在大语境里，一般是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出现的。在基层，我们叫做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实际上，在二三线城市，管理和服务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这里更主要的是社会重建的问题。因为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很多内地二三线乡村是残破的社会。我们经常说，一个不健全或者残破的家庭往往他们的孩子会出现问题。二三线城市的很多地方，社会本身就是残破的。所以，不光是孩子，很多成年人也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人类可以长久生活的社会。

  社会的重建，不仅仅是乡村，城市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社会都面临着重建。城市和乡村为什么要变成二元对立，好象一说城市化，乡村就要凋敝，一说农村，是不是资金都放到农村去了，没有能力建设城市了。我认为城乡应该兼容，这也不是我的观点，我们社会学一直有这么一个概念。可是，这种思路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尽管有些领导人也支持，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成为实践的主流，这个问题搞到最后总是很悲壮，全靠志愿者的奉献情怀来支持。我就想引出这个问题，比如这个案例，在乡村，有教师，也有基层的行政机构，包括农村也有健全的村委会等等，这么几套体系如此健全，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志愿组织才可以推动这件事情？问题出在哪儿？到底志愿者跟当地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志愿者就可以这么做？我们看到，当地人是在当地具体的体制下，是在讨生活的状态，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待遇等等，而志愿者就不是。志愿者存在的逻辑、去的原因，包括活着的目的是不同的。那么志愿者本身是为一种意义而生活，而当地人不是。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奢侈，只能从现有环境中，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计来努力，所以思路很不一样。我想，志愿者进入基层社会以后，真正做到的，除了帮助他们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意义是帮助留守儿童灌输一种人生观。就是说，虽然你们是留守儿童，地位好像很低，但你可以影响生活，你不是活着，而是生活，可以建构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这批志愿者对儿童的影响不仅仅是帮助他们，更主要的是使留守儿童有了这种为有意义的生活而努力的精神，就是把价值还给社会，把意义还给生活。让每个人变成有自己生活意义的志愿者，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特别需要的。（完整案例详细内容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