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南岭村打井现场。

　　电钮一摁，一股清泉从400米的井下喷涌而出，59岁的汉子张奎言双眼湿润了……从这一天起，百年“旱井村”有了自己的深水井。

　　这是一个关于井的故事——户均一口旱井，几百年来小山村一直靠天吃水。

　　故事写满了渴求与抗争——一代又一代，村民们为“斗”一口水从未止步。

　　“像筛面一样，喝水前要筛一筛水”

　　几百年前，一位名叫张万良的年轻人逃荒到中条山一带。看到这里山林茂密，他想一定能长出好庄稼。在一个叫陶家村的地方，张万良扎下根。

　　村中有一位老太太，老伴、儿子过世早，见张万良吃苦耐劳、心地良善，便收他为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老太太百年之后，家产由张万良继承。自此，张氏一族在陶家村开枝散叶，直到今天。

　　这便是山西省翼城县南岭村一带口口相传数百年的“张口吃陶”的故事。

　　代代人繁衍，却始终面临吃水难题。

　　2019年春夏时节，大旱。

　　南岭村张家的那口百年旱井也见底了，井底布满龟裂的泥块。

　　“井是我爷爷手上打的，养活了家族5代150多口人。”村支书、张万良后人张奎言感慨道。

　　南岭村有245户786口人，这里沟壑纵横、山高沟深，10个自然村分布在七沟八梁上。附近的山上林木郁郁葱葱，当地人称之“小江南”，可唯独南岭这一带像是被“下了咒”，挖不出一滴水。

　　挖旱井，成了村民们的生存所需。旱井一般选在低洼处，深挖三丈，但不出水，主要用来存水——夏天集雨水，冬天存积雪，供人畜使用。

　　1913年，张奎言的爷爷张起善计划盖新房，备受吃水之苦的张家要请人帮忙，吃水便难上加难。年轻气盛的张起善索性打起旱井来，耗时数月打出村里第一口石砌的旱井，口小肚大，石头从井底砌到了井口。

　　旱井里面的水是“死水”，舀上一碗，肉眼都能看到水中细小的颗粒漂浮物，要等好一会才能沉淀到碗底。“像筛面一样，喝水前要筛一筛水。”张奎言说。

　　然而，在这里挖一口10米深的旱井并非易事。据村里老人讲，起先只能是一个家族挖一口，井口上锁，统一由族内德高望重之人掌控分配。由于资源稀缺，即便是一族之人，也常常为争口水而闹矛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有史以来，南岭村一直靠天吃水。目前，仍在使用的旱井有54口，其中百年以上的老井就有9口。今年大旱，大部分旱井都见底了。

　　2007年前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损坏的旱井进行了集中维修，还出资为每家安装了简易净水器。旱井水经过净化过滤后水质变好了，但时间一长，不少净水器坏了，也有的被年轻人带进了城。

　　张家的这口百年旱井，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守望着小山村，也见证着祖祖辈辈“为水困，因水穷”的宿命。

　　“羊粪蛋水”也舍不得浪费

　　南岭人的一天，从四处寻水开始。

　　从孩子到老人，清晨挑水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在多数人眼里，找水是生活带给他们的一种熬煎。

　　“小时候，孩子们用棍子抬水，长大了，就拿扁担挑，刚开始的时候磨得肩膀都出血。”张奎言说，南岭村人人都得有副好肩膀！

　　干旱山区的水源不好找。近的三五里，远的十几里，以前未通柏油路时，要走坡间沟底的羊肠小道，即便是青壮年，走不上几步，也会累得气喘吁吁。

　　对于美好事物，人们从不吝于言语上的赞美。在这里，但凡有水的地方都被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南天井，不过是山顶处一个渗水的小泉眼，滴一晚上能攒几担水；百水潭，不过是一个积水百担的沟间小洼；岭后泉，也不过是山坡上一块滴渗水的大石头，水要一滴滴接……

　　路不好走时，全靠肩挑手提，能通车的地方，就用牛车、三轮车拉。水运回家后，有时直接倒进家里大大小小的缸或瓮里，有时倒进旱井里存上。

　　张奎言领着记者在这个村里转，可以看到家家有缸有瓮。73岁的村民任其桐的屋子里、房檐下、院子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3个桶、11个缸。桶和缸，是南岭村民最重要、最常见的家产之一。

　　为了一口水，处处有智慧。

　　今年67岁的村民崔香娥体重只有64斤，小腿还没有年轻人的胳膊粗，每天都要把40多斤水，颤颤巍巍地挑回家。后来，村干部和邻居在她家旱井旁放了一个瓮，瓮底凿洞，连接水管，通向山下家中的大水缸，老人这才不用走几百米去井里挑水了。

　　“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不是南岭人小气，而是村民饱受缺水之苦，深知水来之不易。

　　找水难，存水难，吃水便万分珍惜。57岁的村民刘青虎几年才洗一次澡。在他的讲述中，一天是这样用水的：

　　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午洗手，晚上洗脚；洗碗水一般要用两遍，最后留下喂鸡……

　　刘青虎说，旱井里时常会漂几颗羊粪蛋，可“羊粪蛋水”也舍不得浪费啊。

　　缺水，影响着村子的发展，村里很少有人养牛养猪，因为耗水多；养蜂在这里备受欢迎，因为耗水少。

　　2018年，张奎言的父亲张立回去世了，活到93岁，算是村里的高寿之人。

　　“老爷子生前曾说，自己出生时家里是从外面拉水办的喜事，过世后难道还要让孩子们拉水办白事吗？”张奎言无奈地说，还真让父亲说中了，老人过世时他就是从七八里外拉回的水。

　　近年来，为了方便村民从外地运水，县水利局为南岭配备了运水车。大雪封山时，天旱少雨时，逢年过节时，乡村干部就会张罗着从外面拉水，送到村民家里。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10个自然村的人散住在不同的岭坡之上，运水车不可能照顾到每家每户每个人，南岭人吃水依旧在熬煎。

　　集雨场上的不甘

　　面对现实，南岭人无奈过，抱怨过，但从未认过命。

　　多年来，在上级的支持帮助下，在党支部和村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四处找水源、挖旱井、修集雨场，想尽一切办法与水“斗”。

　　以前，南岭村也动过打井的念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为了解决村民吃水问题，派来水利专家勘探发现，地质构造中几乎不可能含有大量地下水。

　　“没办法，人们只好把主要精力转到修建集雨场上来。”老汉任其桐回忆。

　　集雨场是旱井的配套设施，在旱井周围选出一片平整土地，中间有小沟渠与旱井相通，为的是让更多的雨水流入旱井中。

　　一代代人在修建集雨场时摸索出了经验：集雨场要有一定坡度，这样水流得更快；平整土地时用石碾子压平，防止雨水下渗；集雨场上撒上石灰，可以提高水质；小沟渠中最好杂草丛生，可以阻隔水中杂物……

　　集雨场兴起于何时，已经无从知晓。到20世纪80年代，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了旱井和集雨场。不过，近年来，不少集雨场土质变得疏松，慢慢难以汇集雨水。

　　直到张奎言和乡亲们盼来第一书记。2015年8月的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凉风习习。南岭村村委大院的办公室内，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正在听新上任的驻村第一书记王晓华作“施政演说”。

　　会上，干部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吃水难”。“解决不了吃水问题，我就不走了！”年轻的王晓华做出了承诺。

　　南岭村再一次选择了与水“死磕”。

　　其实，村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把集雨场修一修就行”。当时，村里的集雨场因年久失修，大部分都渗水严重。

　　原以为挺简单的事，没想到让王晓华碰尽了钉子。从2015年到2017年，近3年时间，王晓华竟然没有跑下集雨场的项目。直到2017年王晓华任期满时，村里才重修了最破旧的5个集雨场。

　　“我要留下来！”王晓华不假思索地对乡亲们说，不把集雨场的问题解决了，他就不回城。

　　2018年，集雨场的维修资金才基本到位。

　　村民住得分散，卡车只能把水泥等运到山下。王晓华就领着村民，一袋一袋背、一块一块扛，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物料一件件运到旱井旁。

　　“现在是累点，等修好了集雨场，吃水就不愁了，咱这叫先苦后甜。”王晓华不断给村民们鼓劲。

　　今年夏天，耗时4年之后，村内47个集雨场才全部重修完毕。不料又逢大旱，村里的旱井几乎全干了。

　　吃水难，依旧像一柄重锤悬于村民心上。

　　从钢厂退休的任其桐，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1966年他被招工进城时，家里吃的是旱井水；1994年退休回村后，吃的依然是旱井水；现在退休25年了，吃的还是旱井水。

　　“盼着喝上口干净的深井水，甜丝丝的多美！”任其桐说。

　　其实，想喝上自己村深井水的人，又何止任其桐一个，全村人都盼着有那么一天。

　　对打一口深水井，却没几个人抱有希望。

　　但至少，张奎言是真动了心思。

　　“临死前喝上一口好水，值！”

　　2017年底，新一届村两委换届，张奎言担任支部书记，和新任村主任任立国商量，“要打个深水井”！

　　得知村干部们的想法，王晓华和驻村工作队决定大力支持：大家努努力，打个深水井！

　　几百年来，世世代代南岭村人为了一口水吃尽了苦头，这井必须打；

　　几十年来，一次次勘探、尝试都没有发现地下水，这井能打成吗？

　　这两年，当地遇到了少有的大旱。“头一次碰到这么重的旱情！”村里老人说，附近一座修建多年的水库也见底了。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村民们打井的决心，不信邪的他们决定试一把。

　　打井的消息传出，全村热情高涨，大家踊跃捐款。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还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甚至远在海外的村民都捐出了一份心意，全镇干部也捐了钱。

　　任其桐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了500元。“临死前喝上一口好水，值！”最后一统计，一共收到41200元捐款。

　　2018年底，王晓华、张奎言他们在县农委争取到了35万元专项资金，打井的事终于有了着落。2019年5月，王晓华带着村干部跑完了打井所需的全部手续。

　　打井要运设备，张奎言带着村干部手搬肩扛；打井需要用水，任立国开着三轮车一趟趟往回拉。而任其桐仿佛忘了自己的年龄，几个月来一直在工地上忙活着。

　　7月22日，水井打到280米，打井队决定试水。

　　王晓华、张奎言等一大群人围着，眼睛不眨地盯着井口。

　　“出水啦！”不知谁喊了一声，一股黄浆流了出来！

　　人群一阵欢呼。任其桐走到水管前，弯下腰捧起水，送到嘴边尝了一口，咧嘴一笑，“好水，好水，就是有点泥腥味”。

　　然而，没等大家高兴完，水流明显变缓，20多分钟后水停了。

　　所有人沉默了。张奎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当时我都想跳下去”。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别是打了个‘黑口子’吧？”村民们开始纷纷议论。打井队的尉学林师傅也垂头丧气：汾河谷地一带像个脸盆，地下水流向谷地，这一带正好在“盆沿”上，想出水得靠点运气。

　　“旱井村”打水井，哪那么容易？王晓华和张奎言没有放弃。

　　当时，项目中的钱只够打到300多米深，在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下，打井队决定继续往下打。

　　8月12日，井打到337米时，工程队决定再试一次水。“如果还没水，这口井可就悬了！”

　　试水前，任立国请来不同单位的三位专家。然而三位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在这一地质构造的300米到350米之间没有裂缝，地下有水的概率很小。

　　结果也印证了专家的判断，出水仅仅13分钟。这就意味着，此次打井从技术上已宣告失败。

　　当天晚上，张奎言一宿没睡。第二天早晨，这个把自家装修房子的钱偷偷拿来补打井资金缺口的汉子哭了，“花了那么多钱，打了个‘黑口子’，怎么向村里人交代啊”！

　　自打2015年驻村，王晓华将全部精力都放到为村民办事上，尤其是四处跑资金，跑项目，修集雨场，打井。孩子生病时，他在帮村民淘井；妻子住院时，他在村里修集雨场；贷款买辆车，天天开着跑手续……

　　“放弃之际”的反转

　　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有时比电影还要精彩。

　　第二次试水失败后，打井队停工了。那段时间，南岭人备受煎熬：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就此放弃？站在凌乱的工地上，看着空空的水管，不少人想放弃，可回家后看看落满枯枝败草的旱井，大家又不甘心。慢慢地，人心又聚了起来，350米没有水，那就打到400米！

　　可是钱的问题最难办。专项资金程序严格，花了钱又打不出水的话，谁来担责任？有干部提出，只有保证能打出水才能批钱。可连专家都不看好，又有谁敢保证呢？

　　县领导得知后决定特事特办，先打井后补手续。在他们看来，让南岭人吃上干净的深井水，不正是党员干部的初心吗？

　　10月13日，井打到了403米。任立国再次从外地请来专家评估。坐在井口，这位专家直言：就算到900米也难打出水！

　　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下午3点，王晓华召集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代表开会，正式宣布“打井失败”！

　　全场一片沉默。

　　看到几个月来干部们跑前跑后，日夜操劳，曾经反对打井的人，这时走过来拍拍王晓华的肩膀，以农村人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对他们努力的认可。

　　仍不死心的张奎言此时并不在会议室，他正蹲在打井工地上。“死马当活马医，干脆再试一下。”张奎言让工程队的老尉拉闸抽水。

　　“能淌半小时，就够最近的两个自然村吃的了。”张奎言心里盼着，不一会儿水就流够了半小时。

　　“流够1小时，就不算‘黑口子’，也算能交代了。”抽了1小时后，张奎言心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能再出半小时吗？”水抽到一个半小时，张奎言开始按捺不住激动，悄悄给正在开会的王晓华打电话。

　　几经失败后，王晓华心里也没底，“先不要声张，看看再说”。

　　张奎言激动地在工地上守了一夜，水也流了一夜。“应该算是成功了吧？”此时张奎言仍不敢相信。

　　“会不会是打井时注入的水？”第二天，有人提出来。打井本身需要用水，此前几个月，已陆续向井里注入了1000多方水。

　　那再等等看。水管里的水以每小时10方的速度往上抽，王晓华、张奎言他们就蹲在井口等。30小时，50小时，终于，水抽了170个小时仍然没有断流。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兴奋地抱在了一起。成功了，成功了，南岭村终于打出了深水井！

　　张奎言拿出手机，与远在外地的弟弟视频通话。“哥，有水了？”“嗯，嗯。”一句未了，张奎言忙转过头去，一时无言。

　　上次试水没成功，这次水泵在同样的深度，怎么就有水了呢？一时没有答案。不少专家的断言，连续试水的失败，这井实在令人惊喜交集。

　　“心诚则灵吧。”张奎言笑着说。

　　“是天道酬勤。”王晓华接过话。

　　11月20日，阵阵锣鼓声中，南岭村男女老少拿着水桶、矿泉水瓶、水杯甚至自家的脸盆，依次走到井口，美美地喝了一大口。

　　70多岁的村民代表崔景德，一甩农村人的羞涩，当着县乡干部和全村父老的面，拿起了麦克风：“我们吃了几辈子旱井水，现在终于吃到深井水啦，甜啊！”

　　这甘甜的井水，是“斗”出来的。

　　从挖旱井到建集雨场，再到打深水井，南岭人对干净水的渴望，一直是当地干部努力的方向。

　　从10米的旱井，到403米的深井，是井深标尺的变化，更是人们不认命敢抗争的奋斗印迹。

　　井打成了，张奎言打算抽空去父亲的坟头告诉老人一声。

　　这几天，王晓华拿到了水质报告，“跟矿泉水一样”，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想法，比如办一个水厂，带动乡亲们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