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身科技进步到心系能源转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石定寰亲历可再生能源发展40载，以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担当着时代赋予的使命。

    “殷殷报国志，拳拳赤子心”，正是科技部原秘书长、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第七、第八届理事长石定寰用40年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所诠释的情怀与信仰。从投身科技进步到心系能源转型，石定寰以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担当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临近耄耋之年，他仍然日夜兼程，奔波在能源考察调研的第一线。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石定寰所钟情的可再生能源也在能源革命的旗帜下日渐迎来“平价上网”的曙光，四十载艰辛求索，一个个项目的调研和指导，一次次政策的研究与谋划，在14,400多个日子里，他用辛勤汗水中书写了“不负风光不负卿”的壮丽岁月。可以说石定寰的从业履历，记录着我国新能源发展初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史”。

    新能源的“十六字方针”

    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石定寰开始接触能源时，满足短缺的能源供应是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196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7年毕业后，经过5年的农村基层锻炼，于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很多专家都是从核电转向新能源的，这种转变也代表了时代的变化。”1980年5月，石定寰从工作了8年之久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借调到原国家科委二局能源处，参与能源政策研究，从此正式与可再生能源结缘。

    彼时，国家科委意识到在能源领域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开始组织专家做研究，石定寰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研究的结果形成了中国首部能源政策大纲。1981年，国家科委又向中央提交了中国能源问题的十三条建议，据石定寰回忆，“当时小平同志看到后，认为这个建议很有见地，并明确指出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至此，石定寰所参与的能源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1983年，我们提出了新能源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现在看来，‘十六字方针’仍然是我们坚持的方向。”根据石定寰介绍，我国新能源最初的发展与农村密不可分，彼时，国家科委等多个部委组织过一次农村能源调查，“那次调查后，我们开始解决农村的用能问题，一方面要提高农村柴灶的效率，另一方面要引入沼气等新能源，让农村也享受到商品能源的供应，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发展。”

   事实上，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小水电和沼气都有长足的发展。”石定寰告诉记者，早在1958年，毛泽东主席就在安徽农村对沼气项目进行了视察；而小水电也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了较多的开发，到1994年，鉴于中国小水电发展经验与技术的成熟，联合国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杭州成立了小水电中心。

    众所周知，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长年从事科技工作的石定寰对此更是深有感触。记者了解到，进入原国家科委后，石定寰曾长期参与推动我国高科技发展的“火炬计划”的编制过程；1984年，他在工业科技司负责能源、交通和工业领域的科技管理工作；2001年，他担任了科技部秘书长和党组成员。

    由于原国家科委和后来的科技部并非专门的行业管理部门，涉及产业较多，这些履历给了石定寰广泛接触各个领域的机会，使他对多个领域宏观的发展趋势、方向及对科技工作的需求有所了解，能够从系统和全局的角度观察、思考，从而在参与能源规划和政策研究中，对未来的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石定寰告诉记者，在“六五”期间，科技攻关就被纳入国家计划，而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也获得了一笔经费。当时，国家科委组织全国的专家对太阳能、风能的发展进行了论证，根据论证的结果，由于资金有限，新能源的发展要以“小型”为主，“风能是从几十瓦的微型风机做起，太阳能则是从集热器开始发展。此外，在光热、光伏、生物质、潮汐能和地热能领域，也都提出了一些发展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资金很少的情况下，我们艰难地把可再生能源纳入到国家能源政策的范畴。”石定寰表示，当时可再生能源被认为“远有前景、近有实效”，“近有实效”主要在于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比如太阳灶和沼气，“远有前景”则是指未来能用得上，“但是何时能迎来发展机遇、有多大发展规模，在当时都是未知数。”

    在“对外开放”中成长

    1982年，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诺克斯维尔的世界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太阳热水器、太阳灶、太阳能航标灯、太阳能电围栏、沼气吸引了众多目光。石定寰回忆，此次博览会是以“能源”为主题的。由于经历了2次石油危机，能源问题一度成为美国以及全球关注的焦点，新能源的发展也引起重视，而当时中国参展的一艘小型太阳能龙舟博得满堂彩。在石定寰看来，使用太阳能做动力，标志着能源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变。

    巧合的是，在那次博览会前，世界首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会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召开，中国也派代表团出席，并签署了《内罗毕宣言》。从那时起，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就进入了全球的视野，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密集地展开。

    “那时候我们主要跟德国合作，在双方的科技合作协定中，确定了三个能源合作项目，其中一个是在北京大兴义和庄建立的中德合作的新能源示范村，”石定寰介绍，“那是中国第一次建立国际化新能源示范村，引进了德国的光伏、光热、太阳能集热器、风力发电等众多技术，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从80年代起，中欧合作不断深入，贯穿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整个起步阶段。1988年，经过诸多专家的实地考察，根据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制定合作计划后，中欧合作的“大陈岛互补能源系统项目”之一——元宝山风力发电站开工。石定寰告诉记者，通过该项目的建设，我国开始引进欧洲的大型风机技术并开启国产化进程，直到新世纪初，国产风机才开始逐渐取代国外产品，逐渐占据国内的市场。

    此外，作为“七五攻关”重要领域的多晶硅，在起步阶段也得益于技术的引进。石定寰回忆说，“我们当时引入了意大利的技术，同时在云南和浙江宁波分两条线，分别生产原料和多晶硅电池，最终带动了中国多晶硅的发展。”

    石定寰表示，从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发展经验看，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基于这一判断，他始终在推动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时至今日，他仍然频繁奔波于国内外能源合作项目。2011年，由于在“促进与传播国际新能源科技交流与合作”上做出的卓越贡献，石定寰获得“剑桥世界杰出华人榜能源科技领域杰出华人”称号。

    在石定寰看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在国际合作中获益，既包括项目的合作与技术的引进，也包括政策的借鉴。他表示，我国开始酝酿 《可再生能源法》的时候，已经有多年对外合作的基础，所以在制定的过程中，借鉴了国外诸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长期对外合作的成果之一。

    历史进入“新的征程”

    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通过，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新的纪元。石定寰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使得新能源的发展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又制定了补贴、上网电价、全额收购等政策，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的发展。”

    石定寰进一步表示，《可再生能源法》确定后，依靠创新驱动战略和国家政策不断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记者了解到，这一点在光伏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自2007年以来，在创新和政策的驱动下，我国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在10年间下降超过90%，成为引领全球的“领跑者”。

    世纪之初，我国光伏制造业的发展主要是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石定寰坦言，通过“走出去”，中国光伏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提升，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光伏行业发展初期的“两头在外”：2007年，我国光伏产业90%以上的原材料和市场都依赖国外，“从那时候起，改变这两个90%，成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2011年，国外开始‘双反’，对我国光伏业影响很大。”石定寰介绍，面对外界的重重困难，中国光伏企业坚持研发和创新，不断降本增效。同时，国家能源局相关文件、政策也在这一领域频发，光伏行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取得突破，总装机量和每年新增装机量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边留下岁月的痕迹，一边推动着时代的变迁。当前，随着风电和光伏领域平价时代的开启，我国可再生能源迎来又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则让可再生能源与智能电网的结合成为重要的变革方向。石定寰告诉记者，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在战略发展方向上发生了很大改变，提出建设“三型两网”，逐步转向综合能源服务。他表示，“对于可再生能源，电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释放出更多的发展机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40年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石定寰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谦和与低调，对于自己的贡献始终轻描淡写，谈及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成就与突破，则信心满满，“如何做好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之间的结构调整是当下可再生能源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石定寰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发展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