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将非农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和网友热议。年初，在义乌市组织部的一次全面检查中，发现当地195名公务员将其户籍从城市迁往农村。新华网8月15日消息，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对于处在黄金时期的中国城市化来说，人们应该蜂涌进入城市感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对。那么，这种 “逆城市化”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原因？

浙江的“逆城市化”值得关注但不必担忧

城镇化是我国目前的发展主战略之一。近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的速度在推进，也就是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变成了市民。虽然发展的速度很快，200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也只有46.6%，离发达国家70%甚至80%以上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的距离。然而，就在中国的城镇化朝着远处的目标“大步流星”的时候，浙江等省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浙江出现的“逆城市化”呢？

首先，“逆城市化”的说法有些夸张。从报道来看，近几年“农转非”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仍然比“非转农”的要多。农村户籍的人口还是在减少，城镇户籍的人口仍然在增多，只是增减的速度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城镇化的潮流并没有出现“逆转”。

同时， “逆城市化”主要是源于巨大的利益诱惑。这种为了享受政府征地拆迁补偿而“非转农”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城镇的周边地区，范围不可能大，涉及的人也不会太多。

城镇化不可能一直保持像近年这样的高速度。近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工业化带动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的城镇化率太低。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必将逐渐降下来。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浙江省的城镇化在国内是比较高的，目前已经达到60%左右（2007年为57.2%）。在遥遥领先的情况下，速度慢下来也是正常的。我相信，当全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以后，城镇化的速度也会逐渐地降低。

更重要的是，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的这种“逆城市化”也不会影响内需的扩大。户籍“非转农”了，不等于到农村去生活，消费水平也不一定下降。那些人之所以“非转农”，主要是为了获得享受征地拆迁补偿的资格，并不是真把自己变成“农村人”。虽然也有一些人“非转农”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压力，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人口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本来就应该是社会的常态。人们都向往城市并涌向城镇，主要是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如果“单向”流动变成了“双向”流动，且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或暂时的原因，那就说明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明显了，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吗？

总之，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逆城市化”虽然值得关注和研究，但不必为之担心，更不应人为地去控制。

“逆城市化”现象的多重启示

“逆城市化”，是美国学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于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出，“逆城市化”，是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于我们有不同的启示。

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户口值钱的地方，人们恐怕是不屑于农村户口的，因为城市户口实在有太多的好处。大学毕业生拼命要考取北京上海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员自身的福利外，户口恐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而在一些中小城市，现在却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农村户口。当然，一些人即便有了农村户口，其实更愿意在城市生活。这表明：对公众而言，城市户口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户口本身是否会带来利益。

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主要是大城市出现了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病”。而我国的“逆城市化”，主要原因一是在少数地方农村户口有巨大利益、二是在一些小城市农村户口更有实惠、三是因为一些进城者由于没有户口被日益边缘化。可以看出，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人们的自由选择，而是束缚于户籍的非正常流动。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在我看来，人们争相进京，关键在于，拥有北京户籍就能享受超国民待遇。譬如孩子上学，就能以较低的分数上最好的大学。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中央政府在北京投入了太多的资源。要想解决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降低其户口的吸引力。

“逆城市化”现象表明，中国的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　

可以说，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这种“逆城市化”，不仅导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动，也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对社会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必须通过户籍改革予以改变。

破解浙江“逆城市化”的点滴思考

正因农村户口享受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存在，那么去非农身份和“曲线非转农” 这种现象将持续一段时间。如何破解这种现象呢？

首先，查找背后的原因。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被日益边缘化。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而周边小城镇却以它独特的魅力在吸收这批有所作为的新居民。比较中不难发现，现有的住房和保障制度等都有点对进城人员关怀不够，而农村确有着实惠的利益，由此，便产生了去身份化和去城市化等现象的出现。

其次，弥补户口等相关制度存在的缺陷。其实“曲线非转农”也好，还是返迁为农也罢，归根结底是现有户籍制度存在着些许不足，使得人们有机可乘，以致于出现义乌大批政府公务员都纷纷加入农民的行列，不能不说制度或是执行人存在问题和漏洞。

如何治理现有的户籍制度是配合城市化进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平正义。不能因为有利可图就拿原则做人情买卖，坚决杜绝因个人原因而导致社会价值失衡现象的发生。同时，落实监督机制，发动广大群众切实发挥好社会监督功能，尽可能地让这些稀罕事少来折腾群众的善良，少来糊弄百姓的智慧，少来污染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制定相应的积极政策。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而大量人口回流农村，也不利于扩大内需。由此，政府应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大学生、农民工等进城者申请经济适用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帮助就业。切实把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含盖这批城市建设者，同时，制定相应财政激励政策，发挥税收等杠杆作用，努力拓展和扶持中产阶级，让他们乐于扎根于城市，发展自己的事业。

诚然，对浙江而言，牵拌这一群体的最大障碍着实是居高的房价。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得以稳妥解决的根本，既希望于房价能理性的回归，更希望于广大城市建设者们能享受城市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