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8月，一场火灾让人心痛：哈尔滨市一温泉酒店发生火灾，20名死者全部是北京市居民，平均年龄70.6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却在异乡不幸殒命，悲夫！

　　一座仅4层高的酒店，何以酿成如此惊人的惨祸？除去反思事故原因之外，还应进一步追问城市本身方面的问题。比如，高楼密布的城市在带来舒适与便利的同时，有没有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

　　不光火灾，还有内涝。一场大暴雨，让深圳出现150多处内涝。年年防涝，年年看海，创痛无休无止。

　　城市为人而建，因人而兴，也应最大限度考虑人的生活。一系列的问题所暴露出的，恰恰是城市对人的漠视。当然，问题不独中国有，但在当下尤为普遍。这与中国飞速向前的城市化车轮密切相关，折射出的是一个低标准、低质量的城市化。由此导致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都在勉力应对高度积累和放大的城市系统风险，却又终将面临各种“安全瓶颈”。

　　这俨然是一种西西弗斯困境。如何应对种种风险，突破“安全瓶颈”？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亿增长到8.1亿。成绩有目共睹，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所掩藏的风险已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

　　具体而言，城市风险管理涉及城市规划、风险管理、公共管理、系统工程等多个领域。国内关于城市风险管理的研究正在进行，需要建立理论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目前同济大学正在编纂的《城市风险管理》丛书，值得城市决策者、管理者及相关技术人员好好研读。

　　而治本之策，还是在于下决心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城市安全和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眼下，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拐点”上，要从上半场的追求GDP增长，转向下半场的以人为本。城市管理也应从粗放型，转为“像绣花一样精细”。

　　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往我们关注的往往是“能不能”“有没有”的问题，而今后更应该重点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等质量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潘家华先生讲得好，必须认可环保风暴的效率。但同时，更应该走向法治、社会参与这样一个环境治理的轨道。

　　过去十年间，高铁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铁为摆脱城市“摊大饼”的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将大城市、单体城市连接起来，形成现代化城市群；另一方面，高铁也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但在这一过程中，高铁建设也被房地产化所裹挟，一些地方盲目建高铁新城，让高铁站远离城市。

　　随着新时代的开启，中国城市化已到了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提高城市化质量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为。这既需要政府告别GDP崇拜，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考验管理智慧。

　　在352年前的1666年，英国伦敦曾发生过一场空前大火灾，让全城变为“人间炼狱”。而后启动了一整套灾后重建计划，涉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和标志性工程。木质民宅被石材建筑取代，人居环境有了极大提升。这还促进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间接助推了英国的崛起。

　　当然，我们的城市无法推倒重建，但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必须丢弃陈旧观念，不可抱着低水平的城市化“盛宴”洋洋自得，而须站在战略高度提高城市化质量，这是不容推卸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