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中央党校教授、城市化委员会周天勇在2018年第1期《中国人口科学》发表《迁移受阻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文章分析了中国由于户籍管理、农村土地、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房地产等体制对人口流动和迁移造成的特殊流程，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年度人口“钟摆式”流动，长期中流动人口的“青出老回”和“在城市中漂泊”三中形态；并根据中国的实际，讨论了错过城市化人口这一特殊的范畴。

    周天勇认为，流动人口多、青年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相当一部分进城的人口在城市中蜗居和漂泊，堆积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城市进程的一些特点，其实质是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能真正市民化。

    文章指出，2016年户籍城市化水平只有41.2%，常住人口（也即相当部分在城镇中常住务工的人口要青出老回）城市化率也只有57.35%，而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为27.7%，就业空间狭小、劳动力生产率最低的领域中，窝积了21728万劳动力。这样极度扭曲的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必然要对国民经济的消费、产出和增长，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户籍限制土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退出和进入障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流程和结果有年度内钟摆式流动、一生中青出老回和中青年时在城市中漂泊这样的特殊性。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成为市民，有其生命最佳阶段的窗口期，错过这一窗口期，就会成为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文章结合这些人口迁移受阻的流程，用了以国际同样人均GDP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等标准值，比较中国城市化、市民化的滞后偏差，以及劳动力就业在产业中的错配和窝积偏差，计算了体制对人口流动和迁移进行干预和阻碍时，国民经济居民收入、消费需求和GDP产出方面的损失。

　　结果是：人口流动和市民化滞后按照标准值形成37175亿元的损失，占当年全国居民总收入329375亿元的11.29%；按照人口迁移受阻应该为城市市民而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 26665亿，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7150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43815亿元，占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由于太多的劳动力在农业中严重窝积，由于劳动力产业错配，2016年损失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0281亿元，为当年GDP的12.13%。

　　周天勇认为，这种滞后，比如错过城市化人口，越是往后，越有损失的积累放大效应，应当是这次国民经济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重要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