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的流动性活动一直在发生。古有人类“逐水草而居”，后有“闯关东”洪流，今天更不缺“逐梦而居，逐利而动”的人。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国家卫计委预计，到2030年中国流动人口将逾3亿。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后，则是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统计局报告也表明，经济是造成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为例，尽管北京在疏解人口方面采取了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非京籍入学条件收紧、北京高校毕业落户标准越来越高，大型批发市场搬迁、整治“穿墙打洞”等等一系列举措，然而一群又一群的外地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来到北京就业，赶都赶不走。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儿能挣到钱，回到老家挣不到那么多。

　　一组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65.7%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

　　主要来源地人均GDP普遍低于北京人均GDP，其中河北、河南只有北京的不到三四成，差距最小的山东达到北京的六成左右。

　　主要来源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达不到北京的一半水平，河北、河南只有不到三四成。这巨大的收入差距说明了为什么北京对于外来人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北京与外来人口来源地在高新技术产业就业机会上的差距同样较大。

　　北京15026家高新企业为138.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主要外来人口来源地中，河北省会石家庄和河南省会郑州均处于绝对劣势。

　　在人均储蓄余额的比较当中，北京人的年储蓄余额为17.8万元，而石家庄和郑州，分别只有北京的27%和40%，虽然北京消费水平非常高，然而北京还是最存得了攒得到钱的城市。

　　以上数据也是这个城市“蚁族”、“鼠族”、“井底人”存在的最好注解。

　　“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就业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人口的流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副教授侯建明也认为，东北地区的就业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的研究发现，流入东北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流出人口的收入。另外，随着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宽松，人口流动的成本越来越低，也是导致东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表明，“十三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将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

　　海通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分析师姜超认为：人口迁移实际上相当于一次用脚投票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都是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的背后其实是产业和资源的集聚，驱动人口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体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环境、社会资源等等，在这些方面大城市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国内来看，尽管人口流动放缓，但一二线城市无论是常住人口增长，还是外来人口占比，都仍远高于绝大多数三四线。一二线城市能够提供远超三四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

　　另外，热门二线城市的宽松政策和较好资源以及中西部地区对东部产业的承接也促使了人口的流入。

　　和人口流动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部、西部崛起。2009年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比东部地区年均高出了2.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年均高出了3.8个百分点。这使得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较快增长。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在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排名中，重庆、成都、武汉、西安、长沙、合肥、郑州等内陆省会城市的排位在显著上升，显示了其对流动人口的吸纳在大幅上涨。

　　姜超团队的《中国迁移人口跟踪》报告也显示，二线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增长较强。天津、长沙、郑州、武汉、银川、厦门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计增幅在5%以上。从非户籍人口比重来看，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均为全国或区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多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除了4个一线城市，还包括8个二线城市和8个三四线城市。其中，广东有5个，分别是广州、深圳以及毗邻的东莞、中山、惠州，并且东莞外来人口占比高达75%，深圳、中山也都超过50%，江苏有4个，为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省会南京。

　　专家认为，这与产业布局调整有关。随着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步由经济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带一路”的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扩展也为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城镇化建设速度在加快，二三线城市的就业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区域经济与周边城市的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人口的迁徙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种种契机之下，不少二三线城市的就业需求得以增加，此时大力引进人才适时且必要。

　　“任何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驱动，城市想要跻身一线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才促进城市发展。”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目前不少二线城市正在迎来发展的新机遇，这为它们释放“政策大礼包”增加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