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表明，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个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的国家，人们在较多就业机会、良好生活预期、先进城市文明等因素的引导下，会“用脚投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从而促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会，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大量的流动人口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快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要素流动，受传统思维及户籍制度等的制约，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涵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统一规划，造成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人城市人口的融入困难，也对城市管理带来了各方面的挑战。大城市病是因为人口太多造成的这一想法，直接导致大城市出台控制人口规模的公共政策。　

　　一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治理的难度，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治安混乱、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以及城市规模太大带来对社会稳定的挑战。这些压力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较为排斥大城市人口进一步集聚。这是2013年末以来分类管理城市规模、“有序”城镇化的背景。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人们向中小城镇转移。对于京沪一线城市“赶人”政策，赞成者如是说。

　　反对者认为，水资源、土地供应、交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紧张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得到改善，以资源和环境来计算人口承载极限，往往经不起推敲。“大城市病”的确日益突出，但人口太多只是替罪羊。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个伪命题。当大城市在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恰恰因为政府部门当初对于人口增长的趋势缺乏科学判断造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增加城市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这些短时期内不可能取得成效。

　　在今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对于人口的涌入，一线大城市一直采取用挡的办法，这是挡不住的。这是目前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有些城市人口还在大量地流失，有人愿意到你这个城市来，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估计若干年以后，各个城市都是要争人的。

　　有评论认为，某种意义上，一线城市正在犯错。当然，它们也有底气犯错。但如果持续赶人，由于大城市生育率较低，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纯靠“外地人”，城市年龄结构将劣化。以上海为例，如果上海持续赶人，人才引进门槛高，那么20—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相当严重，将成为一座又富有老的城市。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陆铭，以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上海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对标全球公认的一线城市纽约、伦敦分析认为：

　　纽约：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2011年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

　　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

　　他直言，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表示，过去，很多城市把外来人口当作洪水猛兽，希望用各种限制要把外地人挡在门外，随着人口红利的减退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的主政者才纷纷意识到，外地人不是城市的负资产，而是城市发展坚定的正面力量。他认为将人才补贴的门槛降低为本科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要知道马云、马化腾、丁磊在创业之初就是一个个普通大学生，像深圳、广州、长沙这种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很可能会惠及到未来的马云。

　　陆铭还表示，现代城市的发展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互相协作，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吸引的大学生越多，越需要有低技能劳动者跟他们去配套。如果把一些福利都跟高技能劳动者挂钩，那就忽略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吸引力。低技能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降成本的角度来讲，有利于降低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城市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技能的劳动力，只要能够在这个城市就业，他就为这个城市在创造价值。我们应该向充分尊重各种技能劳动者价值的这个方向不断改革，最终实现人才或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有效，而且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