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有一个难得的优势，无论怎么动荡，根基很难动摇。这种根基的稳固是社会包容性得以释放的基础，只要根不动，无论何种不同的文化冲击，总是能够用自身的信念来加以同化。其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外来文化和习俗都能够融入到主体文化当中。看似文化单一，其实多彩纷呈。这种根基是什么？从本质上说，就是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乡土社会。当然，任何地域都可能存在各自的乡土社会，这原本并不稀奇。仅就乡土社会本身而言，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味。但如果把乡土社会看做是一种社会网络下的非正式制度，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这种制度能够给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制度平台，那么乡土社会就能够支撑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关于乡土社会作为制度的功能，我将在以后陆续涉及。

在此处，我先认可乡土社会的制度平台作用。或者说，是做出的一个理论假定。那么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分析，我国的乡土社会作为一种制度有何种关键特征？那就是基于家庭这样一个基本组织单位，以及从家庭衍生出来的血缘和关系网络。基于家庭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乡土社会，其中非正式制度构成了这种社会网络的基本规则。即便是各种正式制度，比如乡村公约，或者宗族规范，都是基于习俗和文化体现出来的。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规则，就是制度，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一旦触犯这些制度，就得按规矩办。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但对乡土社会而言，不过是某种制度环境。看似乡土社会处于正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约束之下，不如说是这些正式的制度嵌入在乡土社会当中。

即便是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使得乡村的部分非正式制度逐步被正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所替代，但基本的规矩还是保留的。在乡土社会中，家是个人身份、财产等的符号。子女独立，被看做是分家。人们之间的交流，是你家和我家的关系。过年过节，需要去相关的家里拜访，通过这种走亲友，来维系家庭间的稳定关系。还有一个歌，叫“常回家看看”。这些都说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社会已经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由于乡土社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大大节约社会交往的成本，因而也就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乡土社会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还具有其他一些经济功能，比如社会保障等。邻里之间的互助以及家族或者宗族体系内的互助其实就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机制。

正因为乡土社会具有较低的社会交往成本，使得离家的人总是把在外工作看做是一个暂时的短暂旅程，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但凡过年过节，总还是想着回家团聚。这是一种对乡土社会这种根的依赖。春运的紧张和价格无关，而和这种根的意识有关。那种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治理春运的想法是典型的掉书袋。那么，为什么在外工作的人需要回归到乡土社会？很简单，在外工作的社会是一种城市化的社会，城市化的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个人化交易和交往，而不是家的概念。在一个城市当中，当说及自己的某个东西的时候，那得说：这东西是我的！而在乡土社会中，说及自己的某个东西时，得说：这东西是我家的！两者的差别立显。当身处城市，一个人面对风险时，需要去寻求市场的帮助，比如去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交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来换取以后的社会保障；如此等等，看似没有人情化了，一切按正式规则办了，但实际上各种手续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反而更高了。不像在乡土社会中，万一晚饭没吃，直接去邻居家蹭饭，简单且温馨，心理上舒服。

城市化通过正式规则和个人化交易与交往，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所必需的，并且有助于实现产业集聚。但同时，城市化中的人可能心理成本也在增加，从而可能抵消部分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在一个自然的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乡土社会得以保留，使得城市化中的人可以通过节假日对乡土社会的回归，来修复自身的心理压力，从而这样的乡土社会作为非正式制度可以和城市化所形成的正式制度进行互补，降低城市中各种人的心理成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但问题在于，我这里强调的是自然的城市化，而不是人为的城市化。如果为了更快地实现产业集聚，实行城乡差别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并采取有利于城市的土地政策，来迫使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中小城市人口快速向大城市转移，看似GDP增加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了，而实际上，居民的福利未必增进了。

快速的城市化会降低居民的福利吗？虽然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城市化和居民财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是没有考虑居民的主观福利，而是仅仅计算了客观的收入和财产而已。快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大量的人口迁移打破了以往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社会，使得这种乡土社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无法通过人口的迁移而迁移。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使得农村家庭空巢化；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居民人口向大城市转移，使得中小城镇人口陌生化，这些都使得农村和中小城镇居民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了。家已经原子化为个人，年轻人开始拒绝和父母同住，社会交往更多地物化，而不是人情化。结果，原先的乡土社会正逐步消失，我称之为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去根化”。如果我们没有了根，未来会怎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