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提出者

　　就“中国的城市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城市太少，当然中小城市也不多。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大城市，而不是抑制大城市的发展。

　　资料表明，相对来说，小城镇占用土地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大城市最少。根据我以前接触的资料，在中国，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镇十分之一左右。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如果建成很多小城镇的话，所占用土地将比现在多十多倍。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向往的还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大城市各种产业齐全，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利用率高，发展大城市的结果是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

　　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大城市，将不适宜居住地区的人口迁往大城市，可保障脆弱地区的环境能“休养生息”。

　　而当今，中国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都很少。中国有的省份人口数量与日本相当，但大城市数量根本无法与日本相匹敌。不仅沿海地区，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发展大城市的潜力和需要。中国在发展大城市的同时，还要确保小城市、中等城市与大城市的连片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互动发展。

　　现在中国城乡隔离，无形中存在着一个栅栏：城市人不可以去农村投资，也不允许买房居住；农村人进城也受到诸多制度限制……这就使得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拥挤的城市中心区，同时推高了城市房价，另一方面，限制了城市人的资金流向农村，难以改善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金融几乎呈现真空状态，没有正规金融。这一系列结果终将限制城市向“大”发展。

　　西方著名国际城市，诸如纽约、洛杉矶等，其市区很小，但实际规模很大，就在于在中国看来很像农村的地区都被其划入了城乡共同发展的范围，成为大城市的街道。

　　至于发展中带来的大城市病，并非大城市与生俱来的。当年马克思曾描述伦敦如何脏、乱、差，而今伦敦人口翻了多翻，其环境和管理反而大大改善。这就说明，大城市病是后天管理落后导致的。

　　发展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将更不是问题：大城市占用土地更少，更多的适宜粮食种植的土地将被腾挪出来，并可用于规划专门的产粮区，科学划分粮食种植地区和发展工业、建设大城市的地区，避免各个地区千军万马都要上马工业项目的冲动，否则财政枯竭。
　　
　　基于此，中国可以建立产粮区制度与纵向和横向并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划分产粮区后，工业发展和大城市建设可以放手使用那些腾挪和空余出来的土地，同时，除了中央向产粮区农业补贴，大城市、其他工业省份也有义务向财政收入来源少的产粮区进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目前中国只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的西方国家早已硬性规定。这两种制度的实行既可使产粮区不至于贫穷，又能打破我国目前城市的土地使用权限“一刀切”的限制。

　　中国目前不存在城市化过快的问题，只是有很多方面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在中国，应当以城市为重点来进行发展，相应地，城市也有必要扩权。同时，与现有省级直辖市相区别，可以设立更多副省级直辖市，并扩大其管辖范围。

　　对于行政设市，这一做法可以商榷，重要的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去行政化，简政放权，恢复市场在土地、人口迁徙等方面的主导支配地位，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如此才能避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于环京津贫困带的现象，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双赢，否则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