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缺少劳动自由的社员变为有土地使用权和自由劳动力自由支配权的村民，这是一种“解放”，像一剂强心针刺激了村民劳动积极性。当村民意识到特权而吃“土地大锅饭”时，不再有劳动积极性。强心剂不能产生长期有效的作用。

　　自古以来，“田”是一方土地，便于耕而树艺，故有“田地”之说。“土地大锅饭”分餐时为了体现平均和公平，各种质量的土地均匀搭配分包，将土地切成碎片，或为方便使用水利设施将大面积良田切成又窄又长的“条地”。一家有几小块地或长长的“条地”需要耕种，使耕种显得繁重；习惯于二十年人民公社一起上工一起下工的社员生活的人，要在广阔的天地间独自往返耕种几块小地或长长的“条地”，孤耕，使农业劳动显得异常繁重，即使经过二十年人民公社社员生活还能保守着勤劳和耕种智慧的老农民，也会感到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如果种两茬粮食作物，一年365天，村民只需到地里去七、八次。如此，农民已经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两茬粮食作物，大致是一茬作物的收入用来支付种子、农药、化肥、机械、水电等费用，另一茬作物的收入是一年的纯收入。因为农民没有定价权，农作物收入不稳定，即使丰产，未必丰收。即使每亩可收入千元，也不足以让村民过上富足的生活。

　　“条地”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农业现代化程度逐年提高。每家承包土地不多，既不需要留种，也不需要积肥，用机器完成播种、施肥、打药、收割等，人没多少事可做，人与土地的关系断裂了。为了改变“出工不出力”的社会现象而推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失去了意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村民不需要出力，只需要出钱。为了挣钱，农村青壮年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形成浩瀚的“民工潮”。农民工脚踩“两只船”，既无心务农，又不放弃特权。“如果在外边实在混不好的话，再回家去种地。”显然种地非其所愿，乃不得已方为之的下下策，只不过“有农田大锅饭这碗特权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全能应付”。如果有能力靠种地养活养好自己，就不必外出打工，如果在外打工混不好，仍然不可能有能力靠种地养活自己。所幸的是，农产品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依靠土地自然生长力、植物自然生长力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