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再次让城市雕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暴进”式的发展

　　城市雕塑，在国外更多地被称为公共艺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兴发展。“城市雕塑是与改革开放同步走来的，可以说是造型艺术中，各地投入量最大的。”公共艺术评论家邹文谈到，中国的传统艺术具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特征。改革开放后，这些传统艺术并没有主动贴合城市化，甚至惧怕这种潮流。而城市雕塑却是主动服务和配合城市化进程，用艺术推进中国城市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几万座城市雕塑，仅北京市就有3000多座。从外环来看，城市雕塑从业者有好几万，比较活跃的有一两千，长期拥有话语权的有100来人。

　　在30多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城市雕塑精品，如广州的五羊雕塑、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甘肃的黄河母亲雕塑等。这些雕塑被历史证明，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终端的体现。

　　然而，中国城市化的速率太快了。邹文说，作为紧贴城市化发展的城市雕塑，虽然一直在跟进，却显得力有不逮，呈现出的便是“暴进”式发展。短短30年所成就的城市雕塑，可能是以往300年的总和。“30年来，中国城市雕塑总量在积累，质量没飞跃。”邹文说，不是没精品，只是分母太大，精品显得太稀少。

　　这种“暴进”式发展也引起了各方关注。近年来，各地正努力探索如何让城市雕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多地已经把城雕规划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总体考虑。如上海市政府2004年批准的《上海市城市雕塑总体规划（2004－2020）》，将上海城市雕塑的建设脉络沿着“一纵二横三环”展开。

　　“奔忙”的艺术家

　　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经济转型。艺术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逐步进入艺术领域。市场的介入，一方面为城市雕塑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却催生了一系列问题。

　　城市雕塑创作周期长，劳务性重。这本就与高速城市化的需求相悖。于是，出现了大量“限定工程”：一座城市雕塑创作之前就有命题、限时的客观制约。由此造成的是公共艺术受制于出资人。

　　不少人也尝到了其中经济利益的“甜头”，纷纷投向这个行业。在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专门生产各种圆球、飘带等配件的工厂。他们直接模仿国外的作品，组装成适合当下主题的城市雕塑：“腾飞”、“和谐”……这样一式N份的成品让很多地方的城市雕塑千篇一律，磨灭了艺术的创作。

　　急功近利的心态，也让艺术家形成了攀比心理，比的不是作品，不是成果，而是汽车，是庄园。为了接到项目，他们有很多方法。“我常常把现在的城市雕塑行业称作‘战国时代’，艺术家们都在‘奔忙’。”邹文认为，商品经济对城市雕塑行业冲击很大，把艺术家变成了“商场战士”，把学术、艺术气氛冲淡了。

　　创作思维亟待转型

　　城市雕塑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发生了关联，就不再是一件单纯的个人艺术品。现在，很多艺术家仍然认为，城市雕塑是个人作品的社会呈现，把个人的表达强加于社会，要求大众来接受和适应自己的个性。

　　“大部分人总是想把个人痕迹留在社会。”邹文说，由此，作品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公众可能不认可，可能认为作品不符合城市性格，造成“公共艺术成果先天病患”。

　　邹文认为，进入公共视域的艺术，首先是公众意志的凝结物，要符合当下的普遍审美，要服务社会。但并不是说，所有艺术家要完全“委屈”于当下审美。在参照当下的平均审美水平前提下，艺术家们还要增加“提前量”，提前打“补丁”。因为艺术还具有续存性，几十年后、100年后的审美水平也应该考虑到。

　　邹文提到，在西方社会，艺术家也追求个性，开明的公众群并不排斥个性和风格。但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过程中，普遍审美也不可能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