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副主任

　　长期以来，在农村调研过程中，我经常遇到一件让人困惑却欲罢不能的问题，那就是喝酒！本人除了爱好读书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多的爱好，特别是既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喝酒，当然也不喜欢打牌。不过，在工作中，我坚持不抽烟、不打牌倒还容易做得到，但要始终坚持不喝酒，就让人犯愁了。多少年来，我在跟随领导到农村调研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多次因喝酒问题而产生的不愉快，使我记忆犹新，也让我不断反思。

　　一次，我随着领导下乡调研，用餐时，当地乡村干部非常热情，盛情款待，自然要喝酒。我坚持不喝，这使领导感到不太高兴，整个餐桌气氛也欠佳。领导批评我说“不喝酒就做不好农村工作”！又一次，我随领导下乡调研，用餐时，我吸取教训没有固执坚持不喝，而是被动应付地喝，该喝的也喝了，但这次不高兴的是我自己。虽然餐桌上有了喝酒的气氛，我内心却在不断地质疑，难道“不喝酒就做不好农村工作吗？”后来的一次，我随领导下乡调研，用餐时，我为了照顾领导面子，也为了自己不被看成异类，就顺着领导爱喝酒的习性，积极与单位领导配合，主动与农村基层干部打成一片，全面融入到喝酒热潮之中，整个酒席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的高潮。这次餐桌上的气氛热烈而友好，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似乎什么工作都不在话下。

　　1990年代以来，社会上就流传这样的段子：“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下乡就要喝醉。”我曾经在湖南西部某县工作，也经常遇到下乡喝酒之事。下乡喝酒几乎成了党员领导干部一项必修的基本功。似乎谁的酒量大，谁的能力就强，谁就最适合做农村工作。长期以来我都在不断反问：难道下乡喝酒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宿命？

　　下乡与喝酒，这事儿让我思考了很久很久。为什么说不喝酒就做不好农村工作？做好农村工作就要以酒开路？虽然我国农民有热情好客、以酒相待的优良传统，但当传统的酒文化遇上当代的公款大吃大喝之风，喝酒就严重变味了。我们下乡调研工作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与区县、乡镇和村干部喝酒，很少到农民家里与农民喝酒、喝农民的酒。同时，我们喝的酒又都是公款消费，大吃大喝，浪费惊人。下乡喝酒这种风气，我认为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官场政治生态急剧变化的具体体现。

　　一是大吃大喝的官场风气。长期以来，官场上的大吃大喝屡禁不止。特别是1990年代加快市场化改革以来，公款大吃大喝不正之风更是泛滥成灾。有一首顺口溜相当流行：“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去找纪检会，纪委书记说：有酒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这首顺口溜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公款大吃大喝的恶性循环，似乎人人都身在官场、身不由己。

　　二是严重扭曲的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但一段时期以来，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被异化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特别是有的地方和部门不是真心实意地去解决农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迎合领导、诚心诚意地去满足领导干部需要的各种欲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一心一意为领导服务的行动。走上层路线取代了走群众路线。下级政府在上级政府所在城市设立常驻机构，全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首都设立驻京办，这种中国特色现象就是明证。一段时期以来，各级各部门就把如何接待好上级领导作为执政水平高不高、履职能力强不强、工作作风好不好的重要标准，公款吃喝就成为密切联系领导的有效方式。各级各部门利用公款吃喝方式，广泛编织错综复杂的腐败关系网络。

　　三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有三次跨跃式的驯服，一是人类社会实现了对动物的驯服，二是人类社会实现了对老百姓的驯服，三是人类社会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当人类社会实现了前两次驯服后，人们发现当权者滥用权力是对社会公义和百姓权利的更大危害。为什么各级各部门热衷于公款大吃大喝、能够公款大吃大喝?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多多少少掌握着公共权力，具备大吃大喝的条件和资源。同时，由于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既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又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和公私界线，因而能够带领甚至强制下属参与到大吃大喝的行列中来，将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同流合污的大染缸。长期以来，领导干部有权就任性，既无所顾及地在公共领域颐指气使，又堂而皇之地在私人领域强人所难，从而造成了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

　　我认为做好农村工作与喝不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做好农村工作，关键在于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实情，关怀民生疾苦，解决实际问题，真心为民办实事。以前，我的这种看法似乎没有正当性，在潜规则盛行的地方行不通。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强力“反四风”，官场大吃大喝的风气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喝酒与做好农村工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把做好农村工作与大吃大喝挂上钩，完全是权力任性的体现，是政治生态恶化的结果。做好农村工作，根本不在于干部是不是喝酒、能不能喝酒、能喝多少酒，而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真正服务百姓，是否真正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是否真正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权大于法”的人治思想，破除“官本位”观念，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法治驯服公权力，根治“有权就任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