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至今我们还是农民的身份,但我们却像退休老干部一样,每天过着城里人的舒适生活。”
一位68岁的农村老太太讲述自己的“城市化”故事——农村生活贫困,自己虽只上过半年学,但没有放弃过学习;为了养家糊口,尝试着走出农村,把东西带到城里卖;虽然农村人生活艰难,仍坚持让孩子们上学。如今,她的孩子们都幸福地生活在城里。有时候,真正的“城市化”需要两代人甚至几代人来完成。
农村生活贫困,只上过半年学
我生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秋季我八岁该上小学时,父亲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兄妹五个,大姐出嫁了,哥哥和妈妈要上地里干活,我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大妹五岁多正调皮不懂事,最小的才一岁,一天到晚我得抱着,还要在家伺候父亲。村里的小伙伴们大都去上学了,我天天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心想啥时候我也能去上学呀。
到了腊月十六,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家里好像天塌了一样,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多亏街坊邻居帮忙把父亲草草埋葬了。父亲一去世,我又想起上学的事,就背着小妹到村里的学校,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大声讲课,虽然只是听听,心里也觉着高兴。
过了几天,我背着小妹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妈妈正要上吊自杀,大妹正抱着妈妈的两条腿在哭,我赶快放下小妹,抱着妈妈的腿也放声大哭。我说妈妈你不要这样,你死了我们咋办呀,妈妈说孩子你们各逃生路吧,妈也养不活你们了。父亲去世对妈妈打击太大,再加上家里连本来就不多的粮食也卖光了,她觉得实在没有活路可走。看着妈妈绝望的样子,我赶快跑到邻居家叫人来解劝妈妈。她们好说歹说才把妈妈劝住,可是她整天都以泪洗面,我看在眼里,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也只好每天陪在妈妈身边,再也不敢想去学校的事。
转眼到了除夕,村子里鞭炮齐鸣,我们家里什么也没有,妈妈只好拿些干柴棒生一堆火,全家人围着火盆啃红薯面窝窝头。那时候家家日子艰难,会手艺的条件稍好一些,刚吃过晚饭,北院织绸子的二娘给我们拿了两块牛血,东院篾匠二哥给我们送来了一升杂粮面(黄豆掺小麦玉米磨的细面),我妈用杂粮面和牛血、萝卜包了饺子,我们总算是过了大年。但是最难过的还是开春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全家人只好到荒地里找秋收时漏下的坏红薯头和碎薯块,收到家里洗净后,用石碾轧成粒,再掺野菜一起煮成野菜粥,全家顿顿就靠这填饱肚子。到了三月份荒地春种以后,连坏红薯头和碎薯块也无处可找了,我们只好到县城郊区的蔬菜队,帮他们摘菜、绑扎、装车,回来的时候把那些烂菜叶子带回家,挑些干净的煮煮吃,连盐都没有。我印象中有一次连续十几天没有吃过一点米面,全是靠这些烂菜叶子活命。日子就这样艰难地过着,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村里上过学的小伙伴们用过的一二年级旧课本,虽然都是半拉不全的(那时农村人上厕所缺纸,见书就撕),但只要到我手里,我都像宝贝似地收藏着,见着上过学的人就向人家请教学习。
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吃大锅饭,我家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到了开学的时候,大队干部和小学老师到我家对妈妈说:解放前咱们是个穷国,也是个文盲国。解放了,毛主席号召全国,无论大人小孩都要扫文盲,都要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听说你的孩子都十二岁了还没有上学,这次我们来一定要让她上学。这时妈妈哭着说:我不是不让孩子上学,家里没钱,也实在离不开她呀。
妈妈说的是事实。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先是大搞水利建设,动员群众修水库、打井、挖干渠。后来又大炼钢铁,棒劳力砍树伐木、烧炭炼钢,弱劳力到河里淘沙、运沙,妈妈、哥哥和男劳力一样吃住在工地上,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我在家要拾柴做饭、洗衣服、纺棉花、照顾两个小妹妹。
大队干部听了妈妈的话,说今后不给你派远处的活,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个女娃上学,妈妈这才答应了。这时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天夜里都激动得睡不着觉。过几天,老师和两位同学到我家领我去学校,一进教室老师和同学们都哗哗地拍手,当时把我吓坏了,同学们都哈哈大笑。领我的老师说,你不要害怕,大家是在欢迎你呢!今后在课堂上要遵守纪律,互相帮助同学,见到老师和同学要有礼貌。老师说完就正式上课了,我第一次坐到了日思夜想的教室里,心里感觉就像喝了蜜一样甜。看到前面有些同学交头接耳、做小动作,或者打瞌睡,我真是想揍他们一顿,觉得他们实在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毕竟我以前零零碎碎自学过一年级的课本,不到一星期我就全部把新发的一册和借来的两册学会了。到了第二个星期,我找老师说我要上二年级,老师听了我以前自学的事很吃惊,考问了一些难题,就去找校长汇报,回来就安排我上二年级了。
二年级的功课我学得还是很轻松,上了一个月零八天,我又找校长要求上三年级。校长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可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难多了,到时候你接受不了再回来,可别怕同学们笑话。我说我今年都12岁了,个子这么高,有些调皮的男同学还骂我笨蛋,这么大了才上二年级,我想叫他们看看我是不是笨蛋。听了我的话,校长就让我跟着他去三年级的教室找座位了。
三年级的功课确实难了很多。但越难,我学习越有劲,拾柴时边走边看,回家做饭时默写生字,睡觉前还点灯学习。在学校,一下课我就追着老师问问题,课堂上老师也总是提问我,没过多久,我就赶上了全班同学,后来同学们还选我当班长、中队长兼学习委员。
我上三年级没几天,妈妈又被派到水库工地上干活了,好多天不能回家,我趁机向老师请假,说我要照顾妹妹不能上早、晚自习了。其实,不只是要照顾妹妹,我还利用早上的时间去偷偷卖瓜。我家门前有一大片荒地,妈妈辛辛苦苦种了很多南瓜,一吃食堂,各家各户不准自己做饭,连铁锅都没收了,我家的南瓜也被食堂一个个拿走了。看着自家种的瓜被摘走,我心里很难受,就决定拿去卖了,可是我怕被大队发现了连累妈妈,也不敢告诉她,就趁着天还没亮的时候,用箩筐挎着一两个南瓜,用草盖着拿到城郊去卖。
尝试走出农村,到城里卖东西挣钱
城郊离我家有二三里路,我听老师们说过城里人的粮食也不够吃,我想他们肯定愿意买。第一次,我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问他要不要,他挺高兴的给了我两毛钱,我也不知道是多还是少。后来,去的多了,知道的人也多了,有给三毛的、有给四毛的,早早地就有人去城边路上接我。就这样,在两个多月里,除了队里食堂吃的瓜,其他的都被我拿去卖钱了。除了卖瓜,每天下午一放学我还去割草卖钱。城郊有一个集体养牛场,收草的价格是2厘钱一斤,我每天天黑前都能割五六十斤草,几乎每天都能挣一毛多钱。
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妈妈从水库工地回来了。我把几个月来积攒的70多元毛票拿给妈妈看时,妈妈一下惊呆了。等我把这段时间干的事告诉她后,她搂着我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这要卖多少瓜、割多少草啊。有了这些钱,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第一次过了一个肥年,人人添了新衣服,买了鞭炮、买了肉,全家人都把我当成大功臣。
虽然上学期间要卖瓜、割草、做家务、照顾妹妹,但到期末考试时,我的数学、语文成绩还是排到了全班前三名,我在学校还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当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把用大红纸做的喜报送到我家时,妈妈激动地流着泪,嘴里却说这孩子命苦啊,今后也不一定能上成学。老师对妈妈说,你放心吧,国家会照顾的,一定会让孩子好好上学。
可是,妈妈的话却不幸言中了。到了下学期开学,刚发了书本,哥哥突然受风瘫痪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再加上哥哥的厄运,妈妈绝望得就像抽了魂一样。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学校,陪着妈妈到处找土医生为哥哥看病,一天到晚给哥哥熬草药、热敷、洗腿、按摩。老师几次到我家里想劝我上学,但看到我家的情况也不再说什么,走的时候摇头叹息说,这孩子真可惜了。
虽然不上学了,但是支持我活下去的还是学习。我不但学完了三年级的课程,还找来四年级的书本自学。四年级语文我还能自学,可是数学没有老师讲我怎么也学不会,没办法,我只好抽空就去找同学,同学还讲不懂,我就去找老师。这位多次去劝我上学的老师见了我很生气,说你不上学了还找我干什么。我哭着说,老师,我找到这些书本可不容易了。看到我这样,老师马上说,对不起孩子,我不应该埋怨你,这不是你的错,今后你任何时候来我都教你。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学到六零年。那时候,食堂里连饭也吃不饱,每天都饿得半死不活的,我就再也不提学习的事了。
生活再艰难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改革开放之前,做生意被叫做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捆起来游街示众,可是每天一个劳力挣的工分只有八分钱。所以,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人的生活都很艰难。这时候,我的四个孩子都陆续上学了,高中初中小学育红班都有,一到开学的时候,我就要到处求人借钱凑学费。有一次,实在借不来了,我托人贷了200元的高利贷,月息八分。也不知是不是我为孩子们上学的苦心感动了老天爷,正在我为还贷发愁的时候,公社信用社主任到了我家,问我是不是为孩子上学借了高利贷。听说高利贷不合法,我支支吾吾不敢说实话。主任说,你还想瞒我,大家都传开了,说你王秀兰小时候上不起学,自己有了孩子,拼了命也要让孩子上学,连八分息的高利贷都敢贷,全公社也就出你一个人。我是受你感化给你贷款来了,我做你的担保人。听了主任的话,我真是感激万分,最后我贷了300元,月息只有二厘五。
还了高利贷,我用余下的钱开始做小生意。多亏上过半年学,做生意需要的识字算账我都能应付。一开始本钱少,我和爱人一起换大米、卖馍,后来自己做童装、卖服装,到过镇平周边的唐河、桐柏、内乡、淅川等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后来,年纪大跑不动了,就开杂货店、玉器店。做小生意虽然没日没夜地辛苦,但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我的几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如今,我的孩子们都在城里生活,一个在大学当教师、一个在县里当公务员,一个开公司做生意,一个在中学当教师,都有房有车,过得很幸福。孩子们都很孝顺,不但细心照料我和老伴的生活,还经常带我们到处旅游。虽然我们还是农民的身份,但我们却像退休老干部一样,每天过着城里人的舒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