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爷爷还在，一定会给我讲38年六个日本鬼子占领共城的事。2002年爷爷就走了，之后的13年间，大爷爷、大奶奶、五爷爷、五奶奶、老四奶奶、丁爷爷、侯奶奶和他两个光棍儿子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在村里听老故事的机会变得极其难得。

    过去的数百年间，村里的人就像山上的树，有枯死的，有新长的，如果没有人为的砍伐和牛羊的啃食，它们就会疯长到密不透风。所以在爷爷去世之前的岁月里，山上摔死了人，打雷劈死了人，都只能引来一段不长时间的悲歌怀念，之后的时间又会在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收割中回到正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躲避进来，这个村子从一户人家发展到百十口人，田地越开越多，但老去的为新生的腾路，遵循着生物界的成长规律。

    直到有一天，它变了。新修的水泥路、手机的普及、4G网络的覆盖让村与城之间的流动变得便利，封闭的村子被打开，但变动的方向却不是父辈们期盼的那样：在外求学的年轻人更方便回家了。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年轻人离开村子更方便了。

    十年间，村里的年轻人走光了。他们成为中国城镇化率百分比不断上涨中的小数字，也把一个家庭积攒的消费力带进了城里。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房地产，随之带走的还有村里每个家庭的财富。

    丁叔的孩子还没毕业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丁家小子上学期间谈了女朋友，已经连续两年带女朋友回家过年了。在村子里，带对象回家过年，意味着双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要结婚，买房是理所应当的前提。不止是“丈母娘”们这么想，按照之前的地方习俗，儿子们结婚要把媳妇迎到“新房”里。“新房”通常是在村子里新批的宅基地上盖起来的，或者在原有的宅基地上新盖一间小屋。如果家里兄弟多，哥哥们结婚的时候会分出去单过，留下最小的和父母住在一起。

    越封闭的城市，对剩男、剩女的恐惧越强烈。父母的爱，加上对难以婚嫁的恐惧，让父辈们把子女结婚视为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不惜一切经济资源、人脉去促成一门亲事，这成为两代人之间遗产继承之前，一次重要的财富转移（之后有了隔代人是另一次）。

    除了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打工收入是村里多数家庭的经济来源，这些非稳定性收入的结构特征，让他们养成了不断积蓄，然后一次性消费的习惯。在买房这件事上，他们也不愿意贷款，欠债会让他们有很大压力，为贷款付出高额利息会让他们觉得不值。除了民间拆借，他们不愿意花未来的钱，每一家都是这样。

    这种习惯让他们在财富红利来临的时候因为缺少杠杆而失去机会，所以他们多数人除了把辛勤积攒的财富通过婚房、存款、土地交给下一代之外，别无所有！永远在笨拙地追求经济利益和传统的道德坚持方面恪守几代人的传承，在变化加速的社会中缺乏灵动。

    村子里每户人家的经济状况都在变好，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冰箱、彩电、手机，甚至小汽车逐渐登上日常消费品名单。但与过去村子里积攒了更多的房子、土地、存款、人口不同，当下随着年轻人的外流，越来越多可以变现的财富被带出村子，以买房落户的方式流入城市和城郊的镇。

    丁家叔打工挣的钱，大伯家养羊挣的钱，都是这样的流动路径。越来越多的房屋空置，越来越多的土地退耕还林，甚至是退耕还林的补贴，也成为财富转移的一部分。

    经常有人问，出去打工挣钱的人为什么不建设家乡？在五六十年代的下乡动员和八十年代的土地承包到户时期，都有过歌颂农村建设的文学热潮，但这两个时期有特殊的国家背景。而今，反哺家乡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投资之后的产出已经缺失，传统的农村经济体系瓦解了。

    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更多是一种自发行为。生活方式已经定型，并且乡土情结更浓的老一辈在不断消亡，但没有人填补他们去世之后留下的空缺，年轻人更愿意住在城里。在现代社会体系里，城市代表更先进的文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便捷的公共服务。

    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消失了92万个自然村。每一个村庄在历史上停留的寿命，和村子里最后一位老人的寿命长短息息相关。我家乡的村子已经从高峰期的近百口人，减少到常住人口不到15人。家庭财富增长对村子最常见的回馈就是盖新房，但由于常住人口的急剧减少，盖房和投资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形式大于经济意义。

    伴随着乡村的衰减，是城市的繁荣。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城市需要更大的土地空间和更多的房子。

    共城，相传为共工氏部族的居住地，而得名。明朝改名为辉州，后废州立县，改名为辉县。著名作家柏杨生于辉县，六把吴王夫差剑中有两把在辉县出土。辖区总面积20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有61%的山地丘陵，大量的城镇化需求让这个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经历了火爆年代，过去十年间房价从1000元/平米上涨到超过3000元/平米。

    但在2013年，辉县市的城镇化率超过40%之后，速度开始下降，通过人口自然流动的动力逐渐减弱。

    大量“拆村并镇”工作被行政化推进，理论上农民进城可以带来大量的房地产需求，但实际上县区近郊的村子拆迁重建多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统一建设（难免会有占用耕地的情况），除了当地人分配消化掉一部分房子，还会留下大量待售商品房。在房地产形势转向之后，这些房子和城中村改造、城市扩容建造的商品房一起进入库存。

    据辉县市统计局官方数据，2014年辉县住宅竣工面积为76.6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8.5%。但住宅销售面积48.97万平方米，下降10.0%。

    2015年11月17日，辉县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房地产优惠政策的通知》，购买普通商品房和商业用房可以享受100%和50%的契税补贴，按揭贷款贴息、一次性给予5000元购房补贴、购房人享受户籍待遇但原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变、以乡镇/村为单位团购商品房的乡政府可以获得商品房开发企业上缴不动产营业税的50%补贴奖励等措施一起出台。

    但卖不动的开发商们也很少进行实质性降价，他们都在等政府加大补贴力度。

    我家乡村子所在的行政村也动员过团购，但多数人并不愿意购买，因为年轻人早已经外出了，进城的也有了地方住。上一辈人不会为了自己买商品房，他们更愿意在老家熬到不能自食其力。

    邻居算了一笔账：一套房子大约20万，政府补贴加上团购优惠的价格降价约七八万，买了房再装修总共花费还在20万左右。

    但是县城的二手房市场并不活跃，加上新房滞销的压力，房产变现非常困难，升值希望在短期内变得非常渺茫。如果不能升值、变现，对于数辈子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尚在追求财富增加带来的安全感、一辈子没有达到独立个体意识下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村里人，额外的消费都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享受。

    当故乡成为一个远去的背影，时间也没有为它停留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