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到1994年任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其中在1992年到1993年任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1993年到1994年任中国华[0.17 12.26%]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1994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2008年11月以后，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迅速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有效保障了2009年国民经济的止跌回升。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总量需求不可能依赖于海外市场解决，因此，扩大内需应是一项长久的基本经济国策。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转变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契机，对理清思路，选择对策，保持国民经济稳步较快地健康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等至关重要。

消费率过低谜团求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需总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面，由此，扩大内需应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应以扩大投资为重心自然就成为相关研讨的核心问题。长期来，鉴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且这种增长率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在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大多数人从直观感觉出发，强调应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因此，主张政策取向应以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为重心。但是，这种政策主张是似是而非的。

1998年以后，我国就一直坚持着以扩大消费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我国GDP中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62.3%直线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国民经济中，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从政府消费来看，在1998-2008的12年间，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4%上升到了26.8%(与此对应，居民消费的比重从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1998年以后各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显高于GDP的增长率。由此，可得出结论，GDP中消费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费减少引致的。从居民消费来看，在这一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电、通电视和通电话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电下乡、轿车以旧换新的措施来刺激消费)，提高了城镇职工的收入，扩大了基本养老的覆盖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1998年以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扣除了CPI增长率)从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间虽然有个别年份略低于GDP的增长率(如2003-2004年间)，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总额的比重虽然从1998年的39.55%降低到2009年的38.97%，降幅在2个百分点左右，远低于同期GDP中消费率降低14.3个百分点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GDP中消费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指标所反映的城乡居民消费减少所引致的。那么，在消费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增长率的背景下，GDP中的消费率怎么会一路下行呢？

一些人将GDP中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据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促进扩大消费的政策主张。但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快速上升的走势并不支持这种认识。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走势及其增长率走势也不支持这种认识。另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96年底的36373.4亿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亿元，年净增额从1998年的719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亿元和2009年的42886.31亿元；在14年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DP增长率外，大多数年份都明显高于GDP增长率。从这些事实中可得出的直接结论是，城乡居民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均没有低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将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于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也是缺乏实践根据的。

不弄清消费率降低的真实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扩大内需”究竟是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以扩大投资为重心。

要解开消费率降低的谜团，必须进一步细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结构和趋势。城乡居民的消费从内容上可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等两大类6个部分。

不论是经济理论还是中国实践数据都证明了，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项支出在居民各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这意味着对全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已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续扩大以支持消费率的提高和GDP增长率是相当困难的。

在城乡居民消费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与居住相关的各种消费，“行”指的是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学”指的是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城乡居民的这类消费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90年-2009年间，这些内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变化分别是：居住从6.63%上升到10.02%，医疗保健从2.01%上升到6.98%，交通通讯从1.2%上升到13.72%，教育文化从8.79%(1994年)上升到12.01%，由此可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行、学”在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呈上升走势，这是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内容，也是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

在1994-2008的15年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吃、穿、用”的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长率，与此不同，“住、行、学”的增长率则在大多数年份高于GDP增长率。但是，在GDP占比中，城镇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比重增加并不足以抵消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比重降低的程度。与1993年相比，2008年的GDP(按照现行价计算)提高了7.51倍，同期城镇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支出仅增加了2.96倍，虽然在“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了8.77倍，但依然不能抵补“吃、穿、用”占GDP中比重的降低。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数额计算，如果“吃、穿、用”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一致，到2008年底，城镇居民在“吃、穿、用”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额应达到13135.94元，但实际支出额仅为6117.55元；同理，城镇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额应为4012.33元，实际支出额为4606.99元；二者相减差额达到6423.73元，占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11242.85元的比重高达57.14%。由于在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吃、穿、用”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现下落趋势是一个规律性现象，所以，这一时期与GDP增长率相比，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主要成因不能归结于“吃、穿、用”占比的降低，只能归因于“住、行、学”方面的消费支出额增加过慢。由此来看，消费率占GDP比重下降趋势谜团的正解是，居民消费中用于“住、行、学”方面的支出增长过慢。

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恰恰相反，是有效消费供给不足，即“住、行、学”等方面的供给量严重不足，使得广大城乡居民处于缺乏充分选择权的境地之中。

如果说城乡居民“吃、穿、用”的绝大多数产品来源于工业生产，是工业化的产物，那么，“住、行、学”中的主要产品(如住宅、学校、医院和道路等等)就不可能直接从工业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只能通过投资来形成。长期以来，在以工业化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生产性投资比较重视，一旦涉及“固定资产投资”范畴，大多从“生产性投资”的角度进行理解和把握，由此，每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是以压缩消费性投资为重心，使得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长期低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需要。即便不说计划经济时期的欠账，也不说80年代和90年代的投资不足，仅仅2004年以来，与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相比，“住、行、学”方面的每年投资增长率通常低5个百分点至20多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始终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是引致“住、行、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根本成因。

毫无疑问，就目前中国的消费格局而言，要提高消费率，就必须先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这决定了，在“住、行、学”短缺格局未改变之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扩大内需重心还在于扩大投资，因此，投资率上行是必然的。投资率居高的走势还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本轮经济发展动力寻源

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等供给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的建设过程。如果说1950-2000年的50年间中国主要是通过工业化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时间内，在积极推进“住、行、学”短缺格局改变的过程中，中国将更多地通过城镇化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经济中的技术升级、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增加了城镇化的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将此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表述为：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以城镇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展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它不应当也不可能在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增长率大幅降低)的条件下展开，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本质上是由什么决定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因集中于供给角度，通过生产函数分析，强调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因素的作用。这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有意义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有缺陷的。对任何一种的产品生产(从而，由所有产品生产所构成的一国生产能力)来说，制约生产潜力(从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不仅在于生产能力(它由一定价格水平条件下资本、劳动和技术所形成的生产可能性决定)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产品的需求能力方面。如果说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吃、穿、用”拉动的话，那么，在今后的30-50年间，“住、行、学”短缺状况的解决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持久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

解决“住、行、学”的短缺，既是城镇化的内容，也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动力，还是带动工业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有着独自的经济结构，城镇化也有着独特的经济结构，二者虽有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可选择的对策是互补互动。如果说在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化推进的话，那么，2003年以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就越来越大了(在近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城镇化的投资占比达到了50%左右)。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以工业化要求为标准，还必须以城镇化要求为标准和内容。只有通过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相得益彰机制，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地较快发展，实现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和全面小康。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差异甚大，城镇化将在五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通过20年左右的发展，这些城市的基本定位将是全球性城市；第二层面为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中心城市，天津等渤海湾中心城市，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城市通过发展将成为以区域性为主要特点的大型中心城市；第三层面为各省、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它们在发展中将形成辐射本省区并对周边省区有重要影响的中心城市；第四层面为各省区辖内的非首府城市，它们将发展成为本地市的经济中心；第五层面为各县镇乡，它们是城镇化的基础性层面，对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五个层面中，对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东部的一部分地区而言，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将以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它们来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对东部地区的主要中心城市而言，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将逐步地以教育经济、文化(包括影视、娱乐等)经济、医疗保健经济、养老经济、旅游经济、总部经济、设计研发经济、房地产经济、物流航运经济、金融经济、商业经济和会展经济等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经济结构也将依此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将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和西安等为中心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

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几万种产品，因此，具有主导性地位。城镇化中的主要新产业集中于第三产业部门，具有低碳、低能耗等特点，这对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又是民生工程，既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的安居、就业，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健康水平与文明水平。

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创新

从城乡居民小康生活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解决“吃、穿、用”等方面，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此相比，城镇经济发展将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必然引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低于前30年，为此，需要更加有力地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在发展城镇经济中，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一系列领域将遇到思想观念的严重碰撞和冲突。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些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在几十年的中国实践中，这些领域中提供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带有明显的福利性质，广大居民对此不仅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路径依赖，同时，发达国家实施的各种福利政策也似乎证明了这些领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但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均为公共品，它只能依赖于政府部门提供，既没有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空间，也缺乏运用市场机制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势必造成短缺状况的持久延续和愈加严重。事实上，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不论在供给层面还是在需求层面都是多层次分类型的，不可笼而统之地一概而论。以教育为例，在中国，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义务制教育是一种公共品，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有享受大学本科等教育机会，也可以对一部分大学实行公立制度，但另一部分大学本科教育、职业教育和各种类型硕士(包括学术硕士、专业硕士等)教育、博士教育以及成人继续教育等均有着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资本投入来改变目前严重供不应求状况的可能性。在后一部分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教育的产业化展开就可能成为一种体制机制创新的选择。

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城市经济产业的展开大约需要200万亿元的消费性投资。如此巨额的投资，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基本成因是有效地推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与此对应，发展城市经济产业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推动。在发展重化工业中，单一项目所需资金投入量常常达到几百亿元乃至上千亿元，相当多民营经济实体独自承担一个项目的投资建设显得势单力薄，因此，难以迈入产业门槛；与此相比，大多数城市经济产业的单个项目资金投入量相对较低，只要制度有保障，民营经济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因此，城市经济产业的发展给民营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发展城市经济产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适应多层次城镇发展的各自特点要求，如何建立满足“住、行、学”的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服务体系，在体制机制方面，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且灵活的探索和创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海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等来支持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引进海外先进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城市经济发展的理念和经验、城市产业发展方略和技术等等将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在教育经济、文化经济和媒体经济方面还是在医疗保健经济、养老经济、娱乐经济和体育经济方面，借鉴吸收海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创造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都是一个必然趋势，为此，在对外开放方面需要探寻新思路和新措施，突破已有的政策框架，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问与答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

王国刚：虽然多数学者肯定了城市化的演进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虽然城市化确实对消除总体的绝对贫困起到了作用，但它对城市“贫困”状况改善只是杯水车薪，在诸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中，情况更为严重。我认为，中国的特点将是“城镇化”。这是中国根据国情并总结他国经验后做出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加大消费性投资会不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

王国刚：我认为不会。在1996年至2009的14年间，尽管中国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处于高位运行(尤其是2002年以后在20%以上)，但同期的CPI和PPI都没有因此而随之上行，这说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物价增长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消费性投资的直接结果是创造“住、行、学”等方面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它不会直接改变“吃、穿、用”等方面的供过于求格局，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不至于明显推高CPI的增长率。

经济参考报：在扩大消费性投资中，众多公共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展开，您认为以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支撑这样庞大的投资么？

王国刚：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探讨：一个，在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政府的财力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收入，可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建设所需资金，其中包括，在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背景下的筹集资金方式的创新。其二，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政府的确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以支持各种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不是永久性的。那种强调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将无止尽地进行财力投入的认识，是不符合实践进程的。其三，城市化建设中相当多具有商业潜力的项目，并不一定需要由城市政府的财力投入，可以通过社会力量(包括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投资的资金筹措，而是相关制度的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以划清有关边界、界定行为，促使社会各方面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形成，保障他们的权益。

经济参考报：您是位金融专家，可以谈谈在城镇化过程中金融的作用么？

王国刚：金融是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支持工业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存贷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机制将社会各方面暂时闲置资金集中起来转移给相关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使用，由此，推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的这些功能还将继续发挥，但随着城市经济展开和居民收入提高，直接服务于居民理财(或财富管理)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将明显增加。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对象将从“机构”转向“个人”，因此，更加突出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城镇经济的展开在具有多层次特点，各个层次各个城市在发展重心、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发展速率等方面不尽相同，这决定了需要有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来满足它们的需要，因此，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差异化将成为金融创新的重心。与此对应，金融监管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需要做相应创新，以适应这种差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