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时间已过去37年有余。37年间，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率连年递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城市病”日渐凸显，社会矛盾日益凸出，城市化发展水平、速度区域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第四次国家层面的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

　　1974年，联合国《城乡人口预测方法》基于对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指出城市化水平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规律：城市化增长曲线呈现为由0（城市化水平为0，即没人在城市）到1（城市化水平为100%，即所有人都在城市）向右上倾斜的“S”形（见下图）。1979年，美国经济地理学者诺瑟姆在《经济地理》一书中，以此为依据将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发展至25%—30%之间时，迎来第一个拐点；发展至60%—70%之间时，迎来第二个拐点。在第一个拐点来临之前，城市化速度相对缓慢，城市化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处于两个拐点之间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城市化中期的加（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个拐点出现以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市化进入后期稳定阶段。

　　据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06—2012）》，2004年，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0.81%，正式步入城市化中期加（快）速发展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首次超过农村人口（65656万）——城市化率超过50%，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2015年12月2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北京观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搭建顶层设计》的评论文章，指出“经过37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城镇化率由彼时的不足20%，增至现今的55%，进入快车道。中国已经改变了长期的农村社会结构，迈向城市社会，这对城市管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形态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30多年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新开端；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因此，城市规划、发展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有必要继续改革。”谈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此时召开的原因，城市化委员会开发（园）区专委会专家顾问、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表示。

　　全面小康5年冲刺期

　　据《北京观察》分析，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选择在2015年末召开，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意义”：2016年中国将开启“十三五”，进入小康社会的最后5年冲刺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其与城市工作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早在1965年，就有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探讨：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一文中指出，城市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地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程度保持一致性；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分析95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后也认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更有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克发布研究结论称，城市化进程的差异60%—70%可以由经济发展差异来解释，30%—40%则要归因于其它因素，例如工业化水平、经济类型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最初基于重点关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但几经酝酿最终上升为对城市发展的一次全方位部署，其内容与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都息息相关”——这一信息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城市工作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可割裂的关联。“中国今天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城市化发展来解决。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去库存，这是住房问题，也是城市化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鸣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如上表述，而这也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会“套开”的深意所在。

　　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谈及城市建设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委会委员刘士林也表示，“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前夕，召开一个具有全国总动员性质的会议，使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城市进一步明确主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不仅十分重要也十分及时。”

　　“城市病”亟待解决

　　过去37年间，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相伴的是，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城市病”：人口大量涌入，致使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压力持续增大；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排水系统不完善使城市“逢雨看海”；水体、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严重；“垃圾围城”成为城市工作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期待——孩子在清新的空气中健康成长、水质更好、环境更绿等，“其实都与日益凸显的城市病有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指出。而此次会议的核心正是“为城市把脉，开出药方，引导城市更健康成长”。李迅以环境、交通为例说，“雾霾是城市发展给环境造成的负担超越了其所能承受的规模和强度，超越了城市自净能力的体现”，对此，会议提出“限定容量”，“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的解决之道；针对波及大、中、小城市的“交通拥堵病”，会议提出通过建立“精明城市”、“紧凑城市”，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引导城市集约发展等理念。

　　“城市建设涉及各个方面，单独一个住建部恐不能协调所有问题，如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能够从更高层面来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牛凤瑞表示。此次会议提出，今后要通过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三大水平，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等，便是从国家层面、综合各部门力量，为解决“城市病”而作出的顶层设计。

　　有媒体称，此次城市工作会议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协调发展、持续发展、长远发展，对‘城市病’、乱规划、‘摊大饼’式扩张等进行了清晰‘把脉’，为城市工作廓清了思路”。这一总结也契合了石楠在谈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何在此时召开”时所作的表述：“消除城市病，靠现在的管理条条框框难以解决”，必须有“一把进入城市社会、能解决城市矛盾的钥匙，因此有必要重启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