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官方多次就延迟退休政策发声，一些智库也公开提出建议。昨日在北京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从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12月3日中国新闻网）
　　
　　延迟退休话题一直是中国公共舆论场上热议的话题，毕竟它与每个人的“夕阳生活”息息相关。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源于20世纪50年代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故有着其合理性。而依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目前的人口平均寿命已达74.83岁。显然，我国已经迈入尴尬的“未富先老”。在人口预期寿命与偏低的退休年龄相冲情况下，相应退休体制自然需要改革。依照笔者个人来看，延迟退休确实不能够再拖延下去了。
　　
　　不能够拖延下去并不意味着要“冒进”，不然只会让原本能够付以成效的决策步入尴尬窘迫的境地。虽然中央已经部署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但显然在短时间内它对于解决劳动力短缺作用微乎其微。而早在2013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就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坦诚来说，中国的延迟退休来得有些迟了，错过了民众心理所能接纳的最好时机。一方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是舆论的不那么情愿，民意是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参考依据，这就需要着政府在决策时要认真听取民众意愿，对政策的相关“细节”全面考量。
　　
　　延迟退休我们需要分群体看待，对于从事高体力劳动的民众自然不愿意延迟退休，而且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难以再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价值作用；而对于一些技术更新快，知识思维要求高的岗位，过了60岁的人员，恐怕难以被企业继续留任。显然，届时这将会导致新的不公平：事业单位的人员都会愿意继续留在岗位，而私人企业的人员未必会有足够能力留在工作岗位。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对记者也坦诚：“用人单位需要调整用人结构，既把‘老人’留下来，还能开出新口子、新岗位，让新人进来。”笔者以为问题的核心关键是用人单位结构如何调整。如果将其单单交由市场调控，恐怕难以奏效。
　　
　　客观而言，由于养老金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目前的养老金双轨制饱受民众所诟病，甚至可以说，积累了一部分民间怨气。虽然相关官员再三强调：延长退休年龄不仅是为了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而且是为了让有条件的劳动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在养老金制度不公平的当下，被质疑是逃脱不掉的，报告中也提及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所以，要想顺畅全面推行延迟退休，必须先全力将养老金并轨制度落实做好，建立公平的养老机制。这个怨气点得到了疏通，届时民间舆论阻力自然会小得多。
　　
　　笔者注意到报告还特意建议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应当说，弹性机制保障了民众根据实际情况自身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不将政策各种“细节”问题完善处理好，会使得部分民众自愿提前退休变为迫不得已的提前退休。
　　
　　不论从世界各国退休体制还是本国具体国情看，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但延迟退休需要更多“细节”多领域的考量。除了笔者上述的问题，还应放大问题格局：例如一直被人忽略的流动人口（包含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转移接续问题，又例如延迟退休后对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相关的衔接问题。一言以蔽之，延迟退休需要对相关“细节”全面考量，只有将这些“细节”完善处理好了，延迟退休才能够顺畅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