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发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农业人口要转化为城市人口，住进社区享受医保和社保，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与此同时，“农民被上楼”“食利阶层”“乡村消失”等种种问题暴露出来。作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长三角地区，为了拆除城乡壁垒，千方百计出“新招”，做出了诸多探索。而中国城市化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难题，新型城乡一体化带来的新生活，也在不断的尝试、解答、修正中逐渐浮现出来。

农民进公寓享社保

大批农民搬离农村的宅基地，住进城里的公寓，得到物业管理服务，政府发给房产“三证”，享受社保和医保。

杭州市江干区67岁的农民谢大伯告诉记者，他家里四口人，如今拥有300平方米房子。他一家住着100平方米，另外200平方米出租，不种地不养猪，一年的房租收入就有好几万元。据他说，在这里，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每户可以分到两三套房子。

63岁的丁桥村民傅大根说，政府为拆迁户办了社会保险，现在他每月可领到一笔“退休工资”，看病有保险。每年还可以获得村里“留用地”开发经营收益的分红。

大批农民搬离农村的宅基地，住进城里的公寓，得到物管服务，政府发给房产“三证”，享受社保和医保。这些农民安置房一点不比商品房差。

记者在安置房项目杭州大塘社区看到，每户配备停车库(位)、储物间，门窗采用中空玻璃，墙体采用墙内保温技术，社区配备有线宽带、小区电子巡更系统、背景广播系统、可视对讲系统等，实现智能化管理。

在长三角，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由于身份仍然是农民，他们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子女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待遇。现在，这些问题通过“置换”都得到了解决，居住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城镇社保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们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

杭州前两年就推行了市区八个城区实行“以宅基地换住房、以承包地换社保同步操作”的“两合一”模式，一揽子解决农民的住房与社保问题，八城区周边的五个县市探索“以宅基地换住房、以承包地换社保任选其一”的“两选一”模式，有条件地推进“两合一”模式。

据悉，杭州在下属五县(市)也开始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三个置换”。

新村怎样建 农民说了算

旧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样建设，都由农民说了算。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发了农民群众极大的热情。

好事办得不好就会变坏事，“置换”也引发了不少人的疑虑。一些地方在“撤村建区”中也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的负面情况，被舆论称为“被上楼”、“被自愿”现象。那么，如何避免强制农民置换的“被上楼”现象？

杭州市在征地拆迁中“先建后拆”，先造新房，从征地拆迁到安置房建设的每个环节都交给农民“决策”。如何规划，用什么材料，选谁来施工，都由农民自己决定。农民先看到新家园，觉得好，再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觉得不好再改进。

在宁波市鄞州区，旧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样建设，都由农民说了算。将村庄化为几个街区，每个街区的几十户人家自己拆、自己建，资金、利益分配等问题完全由农民自己决定，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拆迁，整个街区就都不建。

该区在过去的八年中，共投入资金超过104亿元，推进“旧村改造新村建设”，至今新村建设规模达到一千多万平方米，为农村居民提供了8万多套新房源，入住农民达11万多人，却实现了“零强拆、零上访、零事故”。

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发了农民群众极大的热情。集士港镇祝家桥村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农民新居，没占用一分耕地，镇村未出一分钱，政府也未参与拆迁，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招标、施工队都是由村民自己选的”，村民张阿娥说：“为定方案，我们都不知道开了几次会。”

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在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新村建设都促进加快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区、中心镇、中心村集聚集中。政府希望农户集中建设联排住宅和多层、小高层甚至高层住宅，提高土地利用率，向空间要资源。

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补助、奖励等对农民进行引导而不是强制。比如宁波鄞州区规定，对农居小区建筑层高在5层以上的，给予每平方米100至140元的补助。目前该区已建在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平均容积率达到1 .35，多层公寓式住宅占总量的77%，共节约土地2200多亩，节地率达到42.3%。

被征地农民暴富后的空虚

生活和生产方式改变了，但是人的“城市化”并没有完全跟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

从过去的不能上市交易的农民房，到每户拥有多套全产权城镇房产，农民变成市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者变成了有财产性收入的房东、股东。在寸土寸金的长三角，很多农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现象滋生。

在长三角一些发达地区，不少征迁项目的农民按人均50平方米(独生子女算双份)的面积安置。每户自己住一套，一般还有一两套用于出租。农民们当起了房东，每年房租获益丰厚，财产性收入迅速增加。

宁波鄞州区政府统计，通过新村建设，农民家庭资产迅速增加。据估算，原来农民的房产价值在2至10万元之间，经过改造建设，增值至少达到了10倍以上。

生活和生产方式改变了，但是人的“城市化”并没有完全跟上。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一些人在公寓房里养起了鸡鸭。一些房东不愁吃穿，也没有就业压力，开始过起“提笼遛鸟”的生活，每天聚众打牌甚至赌博，连吃饭都没时间，从外面叫了送进去。

正在建设杭州新C B D的江干区，有大量农民在征地拆迁后一夜暴富。该区劳动局在《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区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就业工作的调研报告》上写到：“他们生活富裕，住房充足，仅依靠拆迁补偿款和房屋租金就能过上较好的生活，劳动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极低，因此工作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这一群体就业迫切度普遍不高。”

杭州丁桥镇党委委员平纪昌说，这股风愈演愈烈，“青壮年不干活，小孩子不读书，长此以往，会害了几代人”。

这些农民甚至被一些赌博集团所觊觎。据杭州市政法机关人士介绍，这些失地农民缺少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几套房子，很容易被犯罪分子设赌局欺骗，一旦欠下巨额赌债，往往只能用房子抵押，失去房子之后他们便一无所有。

“新市民”精神正在形成

为了解决失地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身份迷失”带来的精神空虚等问题，很多地方尝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技能培训，鼓励创业等。

离开田野，住进小区，不再“鸡犬之声相闻”，到处是水泥森林。生活变化了，环境不同了，邻里关系取代了“乡里乡亲”，一些农民感到迷惘。

为了解决失地农民在城市化大潮中“身份迷失”带来的精神空虚等问题，很多地方还尝试打“文化”牌来调适、充实“新市民”们的精神世界，革除低级落后的习俗，试图培养出积极向上、健康进取的新市民精神。

“现在站在舞台上，我能做到镇定自若地表演节目，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原居住在宁波农村的林赛芬，自打成了怡峰社区居民，成了一名文艺骨干。“文化活动天天有，广场演出周周新，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精彩。”

她所在的宁波北仑区在推进城市化、促进更多农民变市民的同时，从2006年开始，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实施“农村文化阳光工程”，率先在全省实现村落文化宫全覆盖，196个村的村民全部被纳入到“15分钟文化活动圈”。大批农村文艺骨干正在涌现。

据统计，目前该区已拥有250多支，由5000多名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文艺团队。还有一支由专业人员、文艺爱好者、大学生志愿者、中小学文艺教师等600余人组成的“海享文化服务志愿者队伍”。出现了一批“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特色文化镇(乡)和行政村。

舟山市定海区近年大力推行“大岛建、小岛迁”，通过渔农民集中居住加速城镇化进程，大量渔农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该区同时全面开展了“唱响定海”活动，在晒谷场上、织网渔场中，上演“达人秀”。男女老幼人人上台，书法、剪纸、独角戏、舞蹈、吉他弹唱等各项才艺轮番登场。一些敲碗奏曲、木梳演奏、高跷越剧等难得一见的“独门绝活”也从乡间重现。小沙镇两名农村妇女，邻里隔阂长达二十年，平时见面一句话都没有，自从代表同一社区演出后，在同一个舞台上握手言欢。一种和谐向上的新市民社区文化正在形成。

如何避免“食利阶层”形成，为新市民创造全新的精神生活和社区文化，长三角各地政府也想了不少新招。

杭州宁波等不少地区都采取了给农民提供技能培训，开设“新市民”教育课程等措施，提供各种资金予以扶助、奖励。一些城区政府与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建立了专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和实习基地，采取政府下单、学校接单、失土失业人员菜单式定向免费培训的方式，重点培训紧缺工种技能。杭州滨江区在半年时间就培训了失土失业人员3726人，有1876名失土人员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杭州市江干区最近出台文件，征地拆迁、撤村建居后的农民，如果就业、创业或读书，都将获得政府的现金奖励和各种“补贴”。

江干区劳动局副局长陈英平说，不管打毛线、搞编织，还是绣花等来料加工，只要妇女有份工作干，政府都会予以支持和奖励。失地农民只要再去读书，不管大专，本科还是其他学历，政府都积极给予鼓励资助。

不能将“城市标准”强加给农村

保护乡村传统文化，避免城市化“折腾完城市又折腾农村”的现象出现，逐步成为长三角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

记者在湖州市德清县东舍墩村的“和美乡风馆”看到，墙上挂着村里的劳动能手、好婆媳的照片，各行各业优秀人物的照片，还有村里出的大学生名单。旁边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大家都希望婆媳关系处得好，家庭和睦，自家的子女能有出息，“名字就能进这个馆了”。

在新市镇白彪村，记者看到“和美乡风馆”挂满了该村历史上曾经出过的进士等古代先贤以及现代名人资料。本村出去在外当领导干部的也挂在墙上。村干部告诉记者，这些人要是犯了错误，就要拿下来，全家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自乡里乡亲的监督最符合国情，最有制约力。

湖州市德清县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按照“城里人”的标准向农村“输出文明”，而是充分尊重农村古已有之的建乡贤祠传统，在各村全面推行既有时代精神、又契合乡村认知的“和美乡风馆”建设，成为新时代的“乡贤祠”。

德清县委宣传部潘建明说，乡村最在乎的就是“进祠堂”，这是和城里人很不一样的，只有顺应并传承乡村传统脉络，城乡一体化形成的新文明才能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他告诉记者，随着农村大规模拆迁改造，很多宝贵的村落历史文化消失了，如今德清历史悠久的桑蚕文化、丝绸文化、稻米文化等通过“和美乡风馆”得到了保护和展示，发挥了比外来文化更有效的教育功能。如钟管镇青墩村为剪纸老人杨大娘在“和美乡风馆”专设工作室，整理抢救了即将失传的我国桑蚕文化活标本———蚕花谣。

一些专家指出，保护乡村文化，绝不能搞“假古董”，也不能将“城市标准”强加给农村，农村有自己不同于城市的特点和内在规律，一定要尊重、遵循乡村特有的文脉，并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结合，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过保护乡村传统文化，避免城市化“折腾完城市又折腾农村”的现象出现，逐步成为长三角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指出，城乡一体化不是一律化，城乡一体化既需要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延伸到村，让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产品 与 服 务 ， 又 需 要 注 重 保 护 村 落 优 秀 传 统 文 明 元素。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村落大国”，大大小小的村落形成了支撑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成员团结、传承人文传统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世博会唯一乡村案例馆的设计者、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为中国赢得“特别荣誉奖”的中国美院王澍教授认为，乡村发展应有不同于城市的评价体系，“城市化”不能理解成就是“消灭乡村变城市”，中国乡村应走出一条具有独特生产、生活形态的科学发展之路。市民和村民共享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但乡村独有的文明形态和传统“D N A”依然能和城市文化并存。

据了解，世界很多国家，也曾提出过类似理念。比如英国有过保护乡村运动，韩国、日本都有过类似运动。1926年成立的英国乡村保护环保组织C PR E在世界范围内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该组织认为城市的过度发展将会侵吞整个乡村的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提倡保护英国乡村的传统风景，遏制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当时的首相鲍德温说：“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

专家：农村土地收益应更多进农民口袋

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下各地正在开展的将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农村土地“置换”确实有必要，但是要让农民共享并逐步扩大“土地剪刀差”带来的利益，共建共享城市化的好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

据 浙 江 大 学 房 地 产 研 究 中 心2005年的一项统计，东部地区有5%至10%的农民在城市里购房，大约有1500万户宅基地处于闲置、空巢状态，浪费严重。

据了解，一些地方“置换”全部完成后，据测算可节约大量的土地，与周边农田经过整理，将形成有规模的连片农田，由政府成立农业发展公司实行统一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贾生华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实行“土地剪刀差”，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土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 ， 政 府 从 中 获 得 了 巨 额 “ 剪 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使城市分享了农村土地的商业价值。在城市化、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土地价值日益凸显，农民的利益却没能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同步增长，反而受到损害，应该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予以解决。

贾生华建议我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可以探索开展我国继联产承包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后的又一次土地制度革新，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和土地承包法、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共同构成我国土地市场的完整法律体系。

他认为，在此法律调整的基础上，村集体成为土地市场的供地主体，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直接进入市场，土地的市场价值完全进入农民的口袋。由目前的国有土地垄断供应，变成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多头供应，这对城乡统筹发展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土地非农化的升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村，将会从根本上填平城乡发展的鸿沟。使农民“有恒产”、“有恒心”，大大促进人的城市化，这么大的农民群体一旦成为地产拥有者将极大推进我国的内需拉动，对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会产生根本性的推进。

也有一些人士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一位研究人士对记者说，他认为土地的增值，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巨额投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做地”的成果，其价值说成完全是农民的，要全部留给农民，不够客观，政府获得的“土地剪刀差”，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用在农村的基础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保障上了。在政府的主导下，农村变成社区，政府配套建设学校、医院等，才使得这一地块越来越“城市化”，日益增值。

杭州正在开展的城乡统筹工作中，不少地方给村集体有10%的留用地，规定不能用于住宅开发，专门用于发展“楼宇经济”，所获收益由村集体给村民分红，有的乡镇给每户征地拆迁农民赠送商铺产权，使失地后变成新市民的农民群众有稳定、长久的财产性收入。基层干部也普遍认同，在政府主导规划下，土地收益应越来越多地让农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