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名单公布，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独享，他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奖。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不太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不过昨天他一篇关于国际扶贫的旧文，在网络广为传播。有些独到观点，对中国国内扶贫工作也不无启发价值。

    在迪顿看来，一些贫国政府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 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总体来说，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而富国对贫国的援助，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起到一定效果，但也会破坏贫国国家能力的发展。

    迪顿所论述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扶贫，如果引申分析中国国内的情况，在很多层面同样适用。不妨看最近引起高度关注的一则新闻——据国家审计署曝光，广西马山县有3000多扶贫对象是远超扶贫标准的，比如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

    事实上，这种扶贫乱象并非出现于一时一地。审计署2013年还曾公布19个县2010年至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发现普遍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甚至有的县将扶贫资金用于请客送礼、大搞形象工程。

    这些案例都在反复说明，如果不能提高贫困地区的政府能力，投入的扶贫资金最终所能起到的效果就会很有限。本是初衷良好的扶贫制度，在某些地方甚至会变成一种利益的争夺和分配，这可能也是有些地方出现“庆祝入选贫困县”闹剧的重要原因。如果扶贫仅仅局限于从上至下分配扶贫资金，那对贫困地区的政府来说，能最快提高的能力可能就是“要钱”，而不会是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务、提升治理能力。

    再看个更具体的事例。就在不久前，一封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女孩的信曾引爆网络，让公众再度聚焦凉山的贫困问题。甚至还有不少争论，有人提出凉山穷是不是因为当地人懒惰、嗜毒、没文化等所谓人性原因。其实这恰巧证明了当地政府在维持公共秩序、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严重缺失。这些方面的改善需要钱，但如果没有高效的地方政府，钱的效用就难以充分发挥。有关部门说过去凉山五年扶贫花了300亿，但其效果可能得打问号。

    好在相关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上个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也特别提到，“转变思想观念、提升贫困地区自身能力，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做。

    按诺奖新得主迪顿的说法，“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一个有效的政府需要穷人“携手共进”。换言之，应该让穷人对政府起到更多监督作用、对官员职责评价有更多话语权，而不是一味依赖上级政府的指挥。

    对上级或者中央政府来说，扶贫的首要也应是“制度扶贫”而不是“给钱扶贫”。比如探索完善更适合贫困地区实际的选拔官员、考核官员的机制，同时进一步放权、限权等，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通过逐步的制度改革，提升贫困地区的政府能力，塑造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政府，扶贫才有可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