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出生于苏格兰、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凭借“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奖。

　　“他的研究为衡量贫困标准提供了重要指标”

　　“为了制定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在增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方面，安格斯·迪顿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这样评价道。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安格斯·迪顿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3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第一，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之间消费？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对于解释和预测现实的消费模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政策改革的评估也至关重要，比如这会影响到消费税的改革以及不同群体所获得的福利。

　　第二，有多少社会收入被消费了，又有多少被储蓄起来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为了解释资本形成以及商业周期的长短，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段时间内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衡量、分析福利和贫困？在最近的研究中，迪顿充分展示了通过计量个人家庭消费水平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它是非常可靠的方式。他的研究还发现衡量贫困程度方面的重大缺陷。

　　“安格斯·迪顿的贡献非常重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举例说，“比如，对于一个三口之家，用人均收入来衡量家庭是否贫困是不合理的。三口之家的人均消费比只有一口人的家庭的花费少，因为三口之家可以共享吃、穿、住等消费。因此在测量时候，需要根据家庭的规模、家庭成员年龄的不同而作出有区别的评估。而安格斯·迪顿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他的研究为衡量贫困的标准提供了一个重要指标。”甘犁说，此外，安格斯·迪顿还有一项贡献是“将发展经济学学科带入了微观领域”。

　　“他非常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安格斯·迪顿对贫困、不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为人称赞。

　　安格斯·迪顿近年最知名的论文是2008年发表于《经济展望》杂志的《世界范围内收入、健康和福利：来自盖洛普民调的证据》。去年，安格斯·迪顿出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也深受欢迎。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成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

　　“我觉得安格斯·迪顿是一位很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家，对社会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孙菁蔚博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今天，安格斯·迪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现场接受各国记者的连线采访时也表现出了这种悲悯情怀。他说：“我并不想成为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着巨大的贫困人群，一些成人和儿童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对于地球上的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

　　“安格斯·迪顿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他的研究对解决全球不平等有重大意义，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研究方面，包括贫困的原因、教育、健康等问题。”甘犁表示。

　　“今年安格斯·迪顿得奖虽然有些令人意外，但是个让人欣慰的结果。这表明，经济学研究回归到了现实问题以及对生命和人性的关爱，从微观层面关注国计民生，而非过分向方法论倾斜。经济学终归是社会科学，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经济体是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贫困和社会福利问题永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因而我认为，安格斯·迪顿获奖实至名归，是经济学研究之幸。”孙菁蔚说。

　　他对贫困的研究值得中国参考

　　在甘犁看来，安格斯·迪顿对消费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的家庭储蓄和消费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认为，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和收入关系的研究。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内需不足。那么，消费和收入到底是什么关系？安格斯·迪顿的研究中许多微观数据，对于我们研究如何扩大内需、研究转型时期的消费行为有启发意义。”

　　“其次，安格斯·迪顿对于不平等、贫困问题的研究非常多，这也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理由。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政府能力的缺乏——包括在分配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能力上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卢现祥说，“过去我们讲扶贫效果，总是着重于对贫困本身的研究，但在政府管理能力方面、治理能力方面的反思比较少。事实上，诸如收入差距过大等一些不平等现象，都与政府管理有关。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再强一点，贫困或许会减少很多。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安格斯·迪顿提出应加强政府管理能力，以治理和解决贫困，对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

　　孙菁蔚也认为，安格斯·迪顿对贫困的研究值得中国参考。“安格斯·迪顿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精髓在于如何正确度量贫困程度，并非提出消除贫困的具体方案。这正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客观描述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制定依据。”

　　“安格斯·迪顿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进行估算方面还有很多创新，并且更贴近实际，也更加现实可行。比如，安格斯·迪顿指出儿童与成人在消费方面的显著差异，提出基于家庭样本的贫困度量会由于家庭中儿童人数的不同而无法如实反应单一个体的贫困程度，这是一个合乎情理却又易被人忽视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对贫困的评估加以修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年龄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而在政策制定方面更有效地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到有的放矢。而由于其在消费和需求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积淀，安格斯·迪顿对社会福利的分析，为如何使用商品单位价值衡量贫困人口的消费提供了重要依据。”

　　“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一些研究已经在印度等国得到实践验证，在指导这些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孙菁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