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一项关于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

　　与当前的13亿人口相比，34亿无疑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有意思的是，据联合国近日的一项报告显示，到2017年，中国可能步入人口拐点，达到巅峰后开始萎缩。巨大的反差背后，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大跃进，另一方面却是冰冷的现实，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城市的扩张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保持高速。从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2014年的54.7%，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而城市总数增加至657个，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

　　事实上，城市化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定论。但就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几乎就是一场以攫取农村土地为目的的土地城市化。据中国城市建设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7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被城市占用。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29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3.55万平方公里，2013年扩张为4.78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270%，城镇人口只增加了27.29%。显而易见，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

　　这样的情况既发生在沿海地区，也发生在西部内陆地区，既发生在温暖的南方城市，也发生在寒冷的铁锈地带，既发生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发生在无锡泉州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即便是人口每年流失量达180万的东北地区，也罔顾人口减少的现实，对建城造城乐此不疲。

　　以沈阳为例，根据辽宁省对沈阳经济区的规划，在未来3-5年，在沈阳经济区的城际连接带上，将建起33个新城、新市镇，使整个沈阳经济区通过城市、新城、新市镇连成一个大的城市片区。根据《关于在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规划建设新城新市镇的通知》，拟规划建设25座规模在10万人口以上的新城、8座规模在5万人口以上的新市镇。那么，沈阳的人口现状如何呢？我们选择更为准确的在校小学生数据来看，根据沈阳市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的在校小学生是36.4万，2013年减少到 34.5万，已经呈负增长态势。很难想象，沈阳从哪里找300万人口来填充这些新城？

　　规划人口的激进扩张，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土地指标的狂热追求。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就需要配备约100平方米左右的建设用地指标，做多城市人口，意味着可能向上级获取更多的土地指标。近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走上了一条土地扩张的不归路：招商引资需要让渡土地收益，土地出让金获取需要国有建设用地指标，投资拉动需要靠建房修路修广场.....多方利益交织，以至于中国的新城越来越多，纸上规划的人口成倍增长，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人口大跃进映射出的城市大跃进，对中国城市化而言，未必是好事。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地方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可能陷入社会系统混乱，致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溃败。从中国城市发展种种问题和矛盾看，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市场推进的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结果。当前通过拆字当头、强制实现城市化，无论如何都是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在这里批判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城市化，我们要否定的是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带血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从其演进过程来看，一定有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这意味着，传统的低成本、由政府强制推进的“土地城市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而由于上一个阶段城市化矛盾的累积，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成本城市化时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作者为专栏作家、安邦集团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