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往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当属城市化规模显著提升。不过，当大量百万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建设规模完成之际，事故频发、秩序混乱、车辆拥堵，也成为横亘在城市交通管理面前的现实焦点问题——在部分城市，每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中，此类问题的议案提案占据总量的约50%。

　　尽管城市交通恶化的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但在以房地产和小汽车发展为导向的城市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城市交通发展的考量长期缺失。相较人口、房地产、小汽车的超前增长而言，交通组织规划和设计的重要性被忽略，小毛病累积成大难题，在不少地方，人们面对当下的城市交通问题，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过去的经济快速增长状况下，应对这类问题的惯用手段包括：一方面，依赖道路基础设施的增量建设，缓解城市人口、汽车和房地产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追求道路的通行速度目标，提升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但是，当城市人口和汽车总量达到峰值水平，粗放式的道路基础设施增量建设、速度目标，不仅没有缓解压力和提升效率，反而导致交通安全隐患重生、交通秩序混乱不堪、通行效率拥堵低下。这已严重降低城市生活的环境品质，甚至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

　　以新的思维和方法，对既有的城市存量空间进行调控，破解城市交通难题，维护生活生产秩序，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品质，是新常态下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

　　宏观方面，应当确立以安全为核心原则、以效率为中心任务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现代化城市中，地面、轨道、隧道、桥梁共同组成了错综复杂的道路路网，非机动车辆、机动车辆、轨道交通车辆，共同组成了形式多样的交通工具，道路状况、交通设施、地物地貌、气象条件等共同组成了交通环境。以上三者，共同服务于不同的交通参与者—“人”。这也就是交通学者常说的构成交通系统的四大要素。

　　通过对交通系统的拆分，不难发现，是人的活动需求，催生了路、车、环境。交通系统建设对人的安全考虑不周，在任何一个交通发展战略中，都是不可饶恕的责任缺失。当前，中国城市万车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险象环生的车况、路况、环境状况，昭示着过去追求建设速度、行驶速度的城市交通时代留下了太多安全债。对此，城市交通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需要以交通安全为核心，制定相应交通法规。

　　城市与交通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城市空间与交通能否和谐、协同发展，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之高低。交通是城市的起源之一——在古代，驿站、车站、码头是人群集聚的场所，集聚范围逐步扩大，城市雏形就此形成。纵观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及今天的上海、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国际化城市，不难发现，交通越是便捷通达的地方，城市的规模就越大，繁荣程度就越高。

　　由此，交通的发展先于城市发展，高效率的交通是带动城市发展的火车头。在城市建设中，也应把交通效率当成首要战略去规划和设计，而非建造大量楼房、引进了大量居民之后，才回头解决已成为瓶颈问题的交通。

　　但现实中恰恰相反，如前所述，中国在过去的城市建设年代，受限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一味地用增量建设的方式追求速度，而不是最有效地使用交通资源满足交通参与者的需求。这最终结下了拥堵、效率低下的恶果，又留下一笔太大的效率债。还城市一个高效率的交通系统，应是新常态下城市交通发展的中心任务。

　　微观方面，应制定以秩序为管理规则、以便捷为规划纲领、以品质为设计理念的方案，通过行之有效的交通管理创新、交通组织优化、交通设计标准化等措施，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持续。

　　一是交通秩序的规则建立，要敢于打破传统的管理思维，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同等发达国家城市的经验，做到以人为本。

　　事故频发、秩序混乱、车辆拥堵，这三大交通难题之所以产生，与交通参与者（人）对交通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紧密关联。诸如近年来呼声增高的路权分配问题：斑马线仅限行人通过、行人必须从斑马线过街；非机动车应在路段和路口有连续的通道；机动车辆通过路口时，应在应减速行驶并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交通秩序规则，只有这些简单、基本的规则能得到遵守和执行，城市交通才会秩序井然。

　　问题是，偏偏是这些以人为本、使人受益的规则，没有得到人们遵守。一些专家和交通管理者给出“中国人交通素质低下”的论断，以体现交通管理的无能为力。但素质低下论者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交通参与者的素质源于交通行为习惯，习惯来自规则的长期约束，而规则则需要软件和硬件同步才能落地。在各类交通参与者混行的城市大小路段路口，管理很多时候只是给出了教育和处罚的手段，殊不知还需硬件技术完善，以起到约束作用，使行人、司机等得以养成习惯。

　　二是要全面实施城市交通组织优化，通过提纲挈领的全局路网规划，营造便利、快捷、高效的交通环境。在城市交通快速建设期，基本是街巷道路、主次干道、快速路、立交桥、高架桥、隧道、新区、地铁、轻轨、车站、机场……，一段段、一条条、一片片地，修了建又建了修。若干年下来，各种性质的道路路网共同组成了较稳定的城市规模格局。

　　然而，大部分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缺少系统和长远的规划——也不乏在人口红利带动下，规划跟不上变化的。其结果是，城市整体规模上去了，但各板块之间的交通系统衔接不上。不同的道路，多头规划、多头建设、多头设计、多头管养，导致道路路网之间设施资源不匹配、通行效率不协调。路与街不分，路与场不分，路与路缺乏统一连续的指引，最终是道路资源使用品质和效率的低下。

　　于是，为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些城市在交通管理方面，只好运用粗放手段。比如：采取货车限行措施，却不给出物流方案；倡议自行车出行，却不给予基本路权；倡导公交都市，对旧的、不合适的公交路线和换乘方案，却无法推倒重来；限制小汽车进城，却疏忽了交通枢纽的换乘，结果是压下了这边的葫芦浮起了那边的瓢。实际上，对上述一系列问题，应针对安全的水平、通行的规律、运行的负荷、人居与路网的密度、路与场的比重、客流与物流、公交换乘节奏等等，进行数据化分析，实行一次全方位的政策研究和系统调整优化，在现有的规模状态下，螺蛳壳里做道场，力争实现一个新的效率常态化。

　　三是要大力提升城市交通环境品质，建立以品质理念为统领的城市交通设计标准化体系，使得交通设施与城市环境文化相得益彰。在以道路路网为血管的现代城市中，道路上普遍存在的各类繁多的交通管理设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家具物件。从管理和环境的角度，设计和设置整洁美观、标准整齐、呼应文化、品质耐久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结合城市空间、结构、资源等多方面，进行优化实施，无疑将为城市人展现一种和谐美好的常态化品质。

　　上述仅是从技术角度，对破解交通难题进行探讨。借鉴安全生产管理的预防机制和经验，找出城市交通的“问题源”，如事故隐患源、秩序混乱源、车辆拥堵源，从源头上寻找对策，进行预防和控制，才能得到全方位破解之道。

　　然而，城市交通“问题源”，既有技术治理层面的缺陷，也有体制管理层面的缺失，前者的任何创新进步往往取决于后者的拍板决策。

　　近几年来，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新型技术，风靡交通研究领域，针对城市交通难题的各种高大上一揽子智能智慧解决方案，被提交到各个主政交通建设、规划、管理的政府部门。于是乎，数以亿级的智能交通投资之风，足以让猪随便飞起来。对城市交通的平安、有序、畅通，智能交通提出了美好丰满的愿景。孰料想，现实很骨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兼带流动监控、卫星遥感的智能智慧设备遍布城市大街小巷之后，事故依然频发，秩序依然混乱，车辆依然拥堵，老百姓因没有感受到实际的舒适度，而依旧不平。

　　很多体制管理层面的决策者，无奈之下再拍脑袋，向城市更深更广的地下挖掘，向城市更高更大的空间架桥，再度表现出当权者非凡任性的投资能力。被绑架了的超前智能智慧投资思维，被惯用的超级增量大量建设手段，狂热的一幕幕持续上演。

　　但鲜有决策者愿意下一番功夫，系统研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面貌、弱势交通参与群体的环境、廉价机动车辆运行的状况，并对之进行改善，相反地，却常以资金短缺为由，采用低成本策略维持现状。更有甚者，明知城市交通难题对社会民生和经济的恶劣影响，却仍对群死群伤交通事故的潜在发生可能，抱以心存侥幸的态度；喋喋不休于秩序混乱是人素质低下；振振有词于道路拥堵是车多路少；百般狡辩于交通设施落后是标准缺失。殊不知，应把钱用在刀刃上，首要工作是把城市交通的基础底子建设好，把交通问题的旧债还清，这样才能让智能智慧发挥应有作用。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但中国城市化历程并不长，目前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型期。研究和创新城市交通管理，破解城市交通难题，把城市交通建设、规划、设计、管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中国城市转型中发挥巨大作用，亦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