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从何而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分析认为，“中国式办证”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的单位制度相关。

　　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央政府，最初并无城市社会管理经验，而建国初期在各大中小城市建立政权、建国后的工业化运动，都使中央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将广大城乡群众一同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政府从过去的组织经验中找到了方法：在战争年代，根据地、党内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制——“公家人”管理体制，对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包括党群团体、军队、政治机构和公营企事业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

　　有学者指出，“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制度结合进新中国社会体制的过程中，由供给制所体现的（革命队伍）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在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以“公家人”管理模式为基础建立的单位制度，在原有社会秩序遭破坏、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建立、经济亟待发展的建国初期，的确有效集中了全国的人口和资源，使中国经济、政治体系得以较快重组。这种全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也使单位将个体的一切“包下来”，从而让个体变成了组织中的个体，办理任何事务、享受任何待遇都需要组织的证明。

　　“证明”是否有持续存在的价值？

　　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证件、证明有着类似个人档案的功效，是国家通过单位对公民进行管理的方式之一：通过档案、证件与证明，公民被纳入行政体系，国家和单位通过这些书面材料对公民进行了解与鉴定。当时的“证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公民的管理，民众也因对高度组织化管理方式的生活及精神依赖，而对“证明”持接受、认可态度。

　　在单位体制下，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单位可容纳个体的全部生活，因而对个体享有绝对支配权；个体也因在单位中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福利保障而轻易不愿离开——体制限制了个体的流动，故而“证明”可在个体生活的全部空间（单位辖区）内产生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走入瓶颈，档案、证件、证明等“计划经济的遗留”也因难适应社会结构变革的要求，逐渐变了味道：市场经济推动了人才流动，社会中涌现出大量的民营企业，城市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企进驻，在招收员工时，这些企业并不过分看重档案、证件及证明的价值；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弃档”已成普遍现象；各地市民普遍烦恼，证件太多、不易保管，领证麻烦且有些证件使用率低；相当比例的派出所窗口民警认为，“开证明”已成为当前最难办、最影响警民关系的事。

　　如同在所有制结构发生改变、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社会流动加剧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能理解档案的价值，民众对于“证明”的意义也产生了质疑。那么，社会结构的变革在悄然改变“证明”价值的同时，是否也改变了“证明”的内涵？当民众质疑“证明”时，他们到底在质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