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 山东省临沂市被环保部约谈后“休克式”治霾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57家污染企业关停后，有媒体称造成6万人失业。对于临沂的这种铁腕治污，有人给出了这种16个字的评价，叫做“空气好了，经济差了，民众点赞，企业抱怨”，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各方利益都焦灼在一起的局面。（7月2日央视《新闻1+1》）

    临沂之痛，纠结而悲壮。环保部暗访，市长被约谈，媒体轰炸曝光——于是，地方部门以风暴式停产的姿态，以“休克疗法”整治污染顽疾。受益于环境改善的市民，会赞叹政府终于动真碰硬，而利益受损的企业主和产业工人，则在四处抱怨：“全中国其它同样被约谈的地方，都没有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更直接的压力与风险，譬如来自临沂市银监局的警告：所有被关停的企业涉及银行直接担保354亿元，到第二圈担保达1496亿元，亟待善后。

    压力大了，应激反应也就多了。一是关停潮带来的失业压力；二是企业产销变局带来的地区性金融系统的压力；三是经济下行后社会秩序与安全的压力。别说这些压力的合集，就算单独拎出一股来，地方部门恐怕也是无力招架的。正因如此，一旦陷入这个古老的利益逻辑，舆论也未必看好临沂眼下的努力。不过，地方治霾的版本选择，破釜沉舟也好，虚与委蛇也罢，迟早要有个成本收益的考量。就像7月2日晚，环保部宣教中心微信公号“微言环保”直言，“被关停的企业满满的全是委屈，责任全部推给外界，以受害者的姿态对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只字不提。今天的临沂，是很多历史欠账严重的城市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缩影，历史欠账总是要还的。”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是电影台词，亦是历史叙事。值得注意的是，7月1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凌厉的制度设计，已经显露出顶层设计对于环保的决心。所谓决心，当然不只是一种姿态，还应该包含对于践行决心的成本预估。说得更直白一点：类似临沂之痛，可以商榷的是痛的技术与痛点的位置，而不应该因为避痛就对污染沉疴无底线地宽容。治污问题上，治一步，退两步，这样的结果可能更坏。因为它不仅崩塌了铁腕治污的信心，更容易让污染报复式反弹。一旦积重难返，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只会更为高昂。

    临沂治霾，利益攸关者“内心几乎是崩溃的”。这也不是不能理解，发展的惯性、政绩的焦虑，可能都会有着切肤之痛。不过，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总不能无限期纵然污染肆虐。当然，如果非要加上一个理由，那么不妨问一声：在人类物质文明史上，还有什么问题的重要与迫切，大得过自己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