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昨日披露了大儿子张启刚留下的一份简单遗书。遗书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6月13日《新京报》）

　　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死亡事件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对于其死因，从最初的生活贫困翻转到了亲情和关爱的缺失。梳理媒体报道，四个孩子日常生活和物质上的贫困基本被排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惨痛事件的发生呢？

　　解读这一问题，确实有些杂乱和庞大。但是，仔细梳理一下，还是有章可循，首先，为了改善困境，农民不得不抛家弃子入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于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问题在日积月累中发生了巨大问题，说白了，就是城市化进程遗留下的欠账。

　　其次，对于偏远山区贫困儿童心理的关爱，在政策方面付之阙如，尽管有许多社会组织、公益人士倾全力而奔走，毕竟精力有限，因为交通、资金、信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些大山深处的偏远地方根本不可抵达，长期以来形成了贫困的孤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物质方面的贫困通过体力犹可争取的话，那么，心理方面的贫困，就不是通过体力所能达到的。一旦心理问题出现障碍，其它可全部归零。这一点，我们可从毕节死亡四兄妹之一的大儿子张启刚遗书中看出：“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这是真实的“心已死”。

　　此为主要问题，其它还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农民工子女入学、长久的亲情疏离、经济主导下的人生价值观等诸多问题叠加到一起，成为压垮乡村留守儿童脆弱心理的根源。所以说，留守儿童心理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这也正是所说的大问题。

　　那么，如何来救赎留守儿童？无论对农村教育、农民工入城的福利待遇、还是子女入学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但要完成历史欠账非一蹴而就之功。当务之急，一是完成对留守儿童的摸底排查，需要跟随监护人进城入学的，责令学校与城市孩子同等入学，无条件、无能力跟随监护人入学的，建立留守儿童救助机制，由当地政府牵头，设立如“留守儿童之家”之类的公益心理辅导机构。

　　二是建立健全儿童监护人问责机制，如“常回家看看”一样进行立法，对于长期不能与孩子在一起的直接监护人，在发现问题时，政府有权力按政策责令其无缘由关照孩子，若在限定期限内不能照顾孩子的监护人，根据儿童权益保护法进行训诫教育或处罚。同时，委托学校和村委会及上一级政府组织及时关注这些留守儿童，给予及时救助。

　　另外，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加入到关爱偏远山区贫困孩子的队伍中来，特别是一些医疗、心理机构，对留守儿童心理做出心理干预和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