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既是那么触手可及，却又是难以实现的梦想（据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在报道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新农民工的讲诉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现在农民工以往甚至未来的生存轨迹：他们的父辈是大多是第一代农民工，在留守的环境中长大，本身也没有光鲜的学历，受到父辈外出打工的影响，早早跟随父亲乃至辍学独立外出闯荡，尽管挣着城市的最低工资，却怀揣着“宝马”梦想，一心想融入城市，但现实却又让他们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为“票子”、“房子”与“孩子”付出一生的奔波。

　　实际上，这一庞大的外出农民工群体，大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很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完整的家。在城里辛苦打拼积攒下不多的收入，回乡建房结婚就足以让他们由“富翁”变成“负翁”，农村建起的新房也只是一个家的符号，短暂的停留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再次返回城里打工租房，无论是举家打工还是“抛家弃子”，他们都将长期处在“飘浮”状态，直到有一天体力不支“落叶归根”，他们的孩子也早已同自己的父辈一样“飘浮”在各个城市里，留下一身疲惫多病的父母在早已残破的婚房里走向人生的终点。尽管这样的描述让人感慨，但在今天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他依然是很多外出农民工难以摆脱的“轮回”。

　　“城市买房付不起，农村建房住不上”，是新一代农民工较普遍存在现实，要像城市居民一样“安居乐业”，对新一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种奢侈，显然，这无论对于农民工自身，还是对我们所倡导和推进的城市化，是既不公平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尊严，加深了城市与农民工之间鸿沟与矛盾，而由自卑心理所导致的治安甚至刑事犯罪率上升，正在一些农民工居多的城市成为现实，直接造成社会稳定指数下降。反过来，青壮年普遍外出，农村“残缺”的家庭也是危机重重，孩子的教育和安全问题，老人的赡养照顾问题，家庭和夫妻的婚姻感情问题，承包土地的管理和农业良性发展问题等等，无不给农村社会健康稳定带来诸多障碍。

　　显然，要完全破解困扰农民工“票子”、“房子”与“孩子”的难题，就目前而言，无论依靠国家政策、地方扶持、社会努力都还不现实，这也是经济发展和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但我们也完全可以创造条件给农民工一个完整的家，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居住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且能够“日出而出、日暮而入”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温馨的家，尽管这种传统观念难以适应时代发展，但它却是提升家庭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现代城市居民所普遍追求的目标。

　　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一二三线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一般的市县级城市农民工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市县级城市面积都在不断扩张，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居住环境和各种便利条件并不比大中城市逊色多少，而与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些山区农村更有天壤之别，普通市县级城市基础设施对人口的容纳度大多还都处在“吃不饱”的状态，盘活“闲置”设施和推进市县级城市化的进程，无疑能给农民工“进城安家”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而且在户籍等制度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以大中城市带动一般市县城市，把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循序渐进从大中城市外移，为普通市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工无论在乡下建房还是在城里买房，既能花得起钱又能常住，孩子能就近上学，外出打工也能“日落而归”，同时，鼓励农民土地流转，实现“城里乡里两不误”。总之，安居乐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础，让超过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外出农民工有一个完整的家，既是各地政府应有的职责担当，也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