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在纽约召开，其主要议题是审议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并推动目标早日实现。作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解决发展问题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对于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最大意义在于改善了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思想环境。

　　一、中国的发展使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多极化明显加快，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潮流；但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胡萝卜加大棒”仍是一些西方强国欺凌小国、欺负弱国的惯用伎俩，成为破坏和平、影响发展的根源性因素。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西实力对比差距缩小，中国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开放的对外交往方式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与西方“教师爷式的蛮横”形成鲜明对比。为应对中国挑战、维护霸主地位，西方被迫修正其处世方式。最明显的，就是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时期的“牛仔风格”，主张“对话合作”，大讲“同舟共济”，甚至向伊斯兰世界喊出“不同宗教相互尊重”、“各国有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些明显“抄袭中国理念”的话语。难怪美国《新闻周刊》感叹，“虽然美国仍拥有无可超越的实力，但正由于中国的崛起，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不得不巧妙地使用文化、军事、科技、经济这些牌与世界打交道——此前美国政府只习惯于动用其中的一两张牌”。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为标志，全球格局进入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政治环境明显改善。

　　西方强国改变了行为方式，但千方百计维系其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美欧仍在利用其强大的设置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左右国际政治运行。国际社会有各种解决不同问题的平台，每个平台都有一系列的议程清单。但解决哪个问题、不解决哪个问题，先解决哪个问题、后解决哪个问题，意义相差甚远。G20匹兹堡峰会上，美国利用东道主地位重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老调，将其列为重要议题，并以峰会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美国用意何在？有专家这样解读：强调“平衡增长”实际是想推卸危机的责任；强调“强劲增长”实际是想转嫁调整的成本；而强调“可持续”，根本用意是要保持其经济霸主地位的可持续。其实，国际收支失衡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全部，也不是最严重的，更突出的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根据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仍然有1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5%）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25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低收入国家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流产。粮价持续上涨使7年减贫的成果丧失殆尽，今后3年低收入国家中会有1.05亿人口沦为穷人。全球经济的增长并未使南北差距缩小，而是逆向扩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并没有随着西方调子起舞。中国领导人站在世界利益的高度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平衡增长更重要的是共同发展。早在G20华盛顿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际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匹兹堡、多伦多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实，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由于中国的坚持和努力，发展问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份量明显加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G20首尔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作为单独议题，并将专门设立发展中国家议程工作小组。

　　二、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捍卫和平发展环境与自由贸易理念

　　公正、公平、开放、有序的经济环境，是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经济劣势、实现追赶战略的基础。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拥有贸易强势的发达国家常常为维护自身利益，利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规则优势，对别国施行反倾销调查，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世界经济健康运作的环境。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带头搞贸易保护主义，致使贸易保护在全球范围不断加剧。2009年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规定，但凡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下属工程，建筑所用钢铁必须为国内出产的“美国货”。平日高呼“市场开放”的美国，率先筑起了贸易壁垒。据独立检测机构“全球贸易警报”发布的报告，自2008年11月G20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仅G20成员就实施了121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外还有134项在酝酿过程中，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补贴出口、限制移民及其他特别救济措施等。根据报告，全球90%的货物贸易不同程度地受到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大有一触即发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为保证世界经济健康稳定运行，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中国以身作则，带头向贸易保护主义“宣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多种国际场合明确表示，“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当美国众议院要把“买美国货”列入经济刺激案条款时，中国表示不会实行“Buy China”。2010年1月，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人展开密集的“正月外交”，中国高层领导20多天共出访20国，所到之处，谈到的是合作、交流，签署的是采购大单、经贸合同，达成的是种种协议、共识，以积极姿态表明我们不搞保护主义，并号召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美国媒体不无醋意地说，昔日被美欧频繁指责“市场开放度不够”的中国，成了和平发展环境与自由贸易理念的坚定捍卫者。

　　三、中国在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发展问题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指与发展问题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当前存在的贫困问题，既有一些国家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二战之后在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下，按照西方利益基础形成的。二战后的60多年来，它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后来者遭受不公平待遇，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复杂和曲折。

　　中国是全球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受害者。中国在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不断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秩序和经济体制并不合理，以美欧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由此深度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和质量。因此，要实现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就必须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此，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贸易体系、金融体制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胡锦涛主席先后参加了华盛顿、伦敦、匹兹堡三次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强调改革应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方向发展，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程序和机制。由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努力，由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已逐步取代只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参与的西方七国集团，成为协调世界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主要国际平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权明显增强。

　　四、中国的发展，深化了世界人民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识，丰富了人类发展文明的思想宝库

　　1. 中国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成为世界共识，为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中国走出一条不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通过自身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榜样。长期以来，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西方国家一直垄断着现代化道路的话语霸权，将西方发展模式样板化、神圣化，频频制造“共识”，屡屡开出“药方”，处处施行“休克”，先后治垮了苏联，重伤了日本，整倒了拉美；而对不走“寻常路”的中国，则尽抹黑、歪曲之能事，断言中国的发展必定重复西方列强武力崛起、掠夺发展之路。然而，西方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没有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硬是闯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和平发展之路。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以无可批驳的现实告诉广大发展中国家：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并非“别无选择”（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语），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华盛顿共识并非现代化的救世良方。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人民拥有的自主权利，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则。西方学者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使得“历史终结论”有了新解，那就是“西方发展模式独霸天下的历史终结了”。

　　有人说，发展模式多样化很简单，当今世界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欧洲模式又分为德国模式、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这些模式之间，有共同点，又各有特色。这样说固然没有错，但如果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理论阐释停留于此，似乎又过于简单。西方国家不接受发展模式多样化，其实是基于一个固定认知：世界上现有的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是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虽各有特色，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日本模式、拉美模式以及俄罗斯模式，虽然地域性、本土性更为突出一些，但这些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都是新自由主义，走的都是“华盛顿共识”的道路。所以，西方学者认定世界现代化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经验、西方模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探索，这一探索的成功，真正促成了不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多样化共识的形成。因此，它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类发展文明史写上了新的一页。

　　西方理论家坚持发展模式单一论，进而走上将西方模式神圣化的歧路，思想根源上是一元化思维在作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世界多样性，并由此作为发展模式多样化认识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倡导，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提出要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周恩来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原则。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不能用固定的公式去套。他提出的“一国两制”，就是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典范。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强调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逻辑上的合理延伸。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是我们党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面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都面临一个因势利导、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要转变其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和一些资源能源富集国家要转变其“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印度等一些国家要转变其“服务外包型经济模式”，我国和相关国家则要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发展模式调整难度更大，责任更重。

　　2. 中国以自身实践推动塑造发展模式和谐共处的典范，回答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发展模式如何共存这一新课题

　　在一个发展模式多样、多元的世界，如何保持和平稳定？不同发展模式的经济体之间又如何和谐共处？这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回答的课题。

　　众所周知，西方有两大冲突理论，影响深远。一是“制度冲突论”，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他率先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所谓不同制度、不同模式，最终都要归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二是“文明冲突论”，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萨米尔·亨廷顿，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一冲突有一个根本的特征，那就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显然，在亨廷顿看来，不同文明、宗教之间和谐相处，是天方夜谭。

　　最近，西方舆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中国对西方最大的冲击不是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而是中国发展模式将击败西方赖以安身立命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此西方世界号令天下的尚方宝剑不灵了！这是自制度冲突论、文明冲突论之后的第三种冲突理论：“发展模式冲突论”。这种观点还颇有市场。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学术场合，也经常能听到类似言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失败。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现实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的政策。

　　2005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这标志着中国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从国家角度上升到了全球层面，标志着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在回顾发展道路、总结发展经验、提炼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对全球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对一个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如何和平共存、共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正是在和谐世界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既没有在西方模式遇到困境时落井下石，也没有借机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炫耀或推销所谓“北京共识”。相反，中国明确提出，要与世界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强调不同发展模式应和谐共存、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国内面临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仍然以开放的视野和姿态，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中寻找机遇，同时又把自身发展看作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发展的机遇，强调共渡难关、同舟同济，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0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都有一个“新提法”：创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谐共处的典范。在去年中俄建交60周年庆典上，温家宝总理高度赞扬中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和平相处的典范 ；2010年，中美举办了两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胡锦涛总书记向奥巴马总统建议：中美两国要塑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5月6日，胡锦涛主席在向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35周年时说，在新的形势下，中欧要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使中欧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在“金砖四国”第二次峰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四国加强合作，是不同地域、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文明携手合作的范例，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金融危机后炙手可热的G20峰会，更成为一个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国度的大舞台。我国提出，要推动G20建章立制，使二十国集团成为实践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重要经济治理平台。

　　提出“创造不同发展模式和谐共存”，表明我们党的发展思想有了新的突破，这种发展思想的深化，为我们推动构建一个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上走不同发展道路、选择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如何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给出了“中国答案”，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这个答案和路径的精髓，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金砖四国峰会上提出的四个“不能变”：“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国际体系如何变革，互利共赢的目标不能变，民主公平的原则不能变，相互尊重的方向不能变，同舟共济的精神不能变。”

　　3. 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精髓，也是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成果

　　2004年，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虽然是否存在“北京共识”还有不少争议，但西方关注中国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了解中国经验，却是不争之实。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经过历史检验，凝聚各方智慧，形成了三大发展思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如果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奥秘”、“诀窍”、“共识”的话，那就是这三大发展思想。

　　和平发展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科学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谐发展，就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发展。它包括人的身心和谐，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谐共进，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和谐发展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世界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在发展中和谐共处。2010年8月，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小组，研究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实现发展、消除贫困。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被邀请为小组成员之一。这说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是一致的。

　　如今，随着中国发展道路备受关注，中国发展模式引人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世界意义正在被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事实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发展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必然是世界的。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道路必然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作者：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