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备受政协委员们关注。在看到这项工作成绩的同时，委员们指出了“农转城”推进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了农民社会保障，出现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农民“被城镇化”，让一些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2月9日《中国青年报》）

　　一些地方将发展片面理解为转户口，卖土地。为了达到城镇化目标，有人强征良田，盲目赶农民上楼，不仅破坏了农村风光，还导致农民社会保障权利阙如。农民在城镇缺乏谋生的技能与精神归属感，回农村又没有土地。他们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显然不符合城镇化的本意。

　　不仅云南某些地方的农民“被城镇化”，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曾有报道说，一场被戏称为农民“被上楼”的“拆村并居”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这些地方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本是为了保护耕地与农民利益，结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不顾条件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对农民补偿不到位的情况。

　　比如，在农民“上楼运动”中，曾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廊坊市董家务村，被拆成了一片废墟，就连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面也被毁坏。山东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农民意见很大。由于不方便生产与生活，有的村民宁可住猪圈也不愿意“上楼”。某些地方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客观实际，大规模撤销自然村，生拉硬拽农民上楼。

　　如果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因地制宜、水到渠成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形象，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我表示赞成。但是官员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城镇化政绩，不顾农民的感受，对新农村建设大干快上、强力推进，以“宅基地复垦”之名，行商业开发之实，拆了农民的房子，还要农民掏腰包买房，如此赶农民上楼，与强买强卖何异？农民“被上楼”歪曲了城镇化的本意，与农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政协委员对农民“被城镇化“的担心值得一些地方官员反思。

　　在中央一再重申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利益，保护粮食安全的当下，地方政府显然不能为了政绩面子与商业开发利益，强制农民上楼，浪费社会资源搞重复建设，伤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破坏美丽的田园风光与厚重的乡土文化。

　　虽说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农民阳台养鸭子、客厅喂牛，已经对“被城镇化”投了反对票。但是，仍有不少地方躺在牺牲农民利益的“数字城镇化”政绩沙发上沾沾自喜。

　　更重要的是，农民“被城镇化”这样一个劳民伤财的运动是如何顺利实施的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官员好大喜功，根本没有听取民意的习惯。在面子工程大链条中，村民听村干部的，村干部听乡干部的，乡干部听县领导的，县领导听市领导的……而处在面子工程链条最末端，受害最深的村民心声根本没有人听。虽然农民反对“被城镇化”，但是赶农民上楼也为某些人带来了政绩与表面上的城镇化风光。

　　何况，打造形象工程，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大拆大建的错误发展观仍有相当大的市场。虽然消耗大量资源、资金的面子工程，给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给农民带来损失。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失灵，导致法不责众。除了事后叫停以外，官员违规成本低廉，而面子工程的后遗症严重。

　　对此，不仅政协委员要发声，相关部门更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创新政绩评价体系，给新农村建设树立界桩，给盲目推进城镇化明确罚则，给好大喜功者带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细密的法律制度笼子，刹住单纯追求“数字城镇化”，不顾进城农民福祉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