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辽宁、山西、河南等多省采访了解到，由于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矛盾多发地区。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都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而在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信访、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时有发生。（1月18日新华网）

　　沿海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省会城市，都曾经出现过颇为严重的欠薪问题。而这些地区和大城市相对完备的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是在矛盾不断累积的压力倒逼下，才得以逐步完善。

　　现在的问题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而今出现的欠薪问题尽管严重，却因为地方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欠薪问题引发劳动力迁徙外溢的影响并不显著（很多农民工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即便有欠薪遭遇也不会迁走）；这些地方又处于媒体和网络监督关注焦点之外，因而很难累积足够的压力来推动基层执法部门响应行动并致力于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应对解决讨薪矛盾、完善制度建设，具有紧迫性。如前述，沿海地区及其他省份的省会城市应对解决欠薪问题的制度，可以说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与我国改革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基本同步。这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内，尚且存在，可以让沿海地区及其他有关大城市逐步完善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的空间。但就目前来说，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已经不具备缓慢前行，被动完善制度的操作可能——这些地方的很多工人就是本地人，在地方监管和执法效率疲弱而无法为其排忧解难的情况下，将很难再取得他们在社会管理、其他方面监管和执法问题上的积极配合，社会矛盾将变得更为复杂。

　　还要意识到，相比沿海地区及其他有关大城市，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近年来上马的很多项目，更多涉及政府投资、政府主导建设或政府重点支持的工程。这些项目出现严重欠薪，实际上就源自地方政府拖欠工程费用，地方的监管和执法部门当然不可能对自家人“开刀”。

　　因此，解决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目前变得越来越为频繁和突出的欠薪问题，首先要致力于规范这些地方市县镇三级的政府行为。国家和各省级劳动监察、国土、住建等主管部门应积极会商银行业主管部门，就地方政府建设项目的工资保障问题，建立这个领域的信用评级机制，长期存在或出现突出的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地方应被视为失信，限制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对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党政主要官员的压力机制，推动其积极履行领导责任，督促同级劳动监察、信访、公安、建委等部门做好对本地包括农民工在内各类劳工群体的工资发放保障。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劳动监察、国土、住建等主管部门要以省会城市的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为蓝本，部署省内各级地方逐级完善相关制度，将各级地方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确立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第一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