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近日，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撰文指出，日前有关中国人的形象和自我认知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热议。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发展，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更加引人注目，使其具有了大国国民的自我认知，对自身的期许变得更高。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形象”问题，又让中国人形成了与自我期许的强烈落差，令其感到焦虑、困扰，甚至精神上的挫败感。

    张颐武表示，这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现象，只不过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显得更加复杂。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很长时间都是弱者。即便在新中国解决了国家主权问题之后，贫穷仍是现实问题。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复杂的历史记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往往是以西方为参照系，并趋于两极化：一方面是对西方的仰视，因中国的贫弱就认为自身文明不如人，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落后，这导致了深深的自卑感。另一面是对西方的俯视。因对西方侵略的愤怒和对西方封锁的抗拒，而产生了对西方的俯视心态，在封闭环境中形成一种自负感。这两种心态在中国为富强而奋斗的百年历史中都有深刻影响，也都会在我们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中留下印记。

    虽然现在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告别了贫困，但自卑心态仍有强烈表现，即对自身新的历史角色缺乏认知，对中国社会没有自信，仍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人。比如把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精神失范、环境污染等问题，当做中国社会独有的特殊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也都出现过，但在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超越和解决。对中国来讲，这些问题当然应以最大决心并通过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加以应对，但历史阶段毕竟难以轻易超越。

    张颐武谈到，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当年西方发展时，进行工业化的只有它自身，其他国家大都还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痛苦过渡阶段。当时西方的外部没有可用来比较的更强大和发展更早的社会，因此它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具有更大的承受力，应对问题时回旋的余地也更大。而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之中，西方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工业制造的主要部分已经转移，环境等问题已得到解决。这种时间的落差加剧了一些人的自卑感，有些人甚至把中国现有的一些问题过度夸张和引申为我们制度的落后。另外，快速发展使部分中国人出现过度自负现象，同样值得注意和警觉。但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在美国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美国知识分子也认为美国是暴发户，并因此自卑感强烈，到欧洲寻找文明的真谛。

    张颐武表示，如何超越仰视和俯视心态，转而以平视的角度观察自身和世界，这是我们当下应努力去探索的。对于自身，我们要认识到，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已彰显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中国道路有其自身优势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世界，了解西方和不同的发展中社会，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放平心态，从容理解和认真面对我们遇到的挑战和问题，这格外需要主流社会的清醒和坚持，也需要文化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只有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最终化解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