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旧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中央提出，要探索走一条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地的问题，二是人的问题。城镇化首先是城镇的规模扩大，意味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3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已经很难维持住最低保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城镇化其次是人的城镇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如何在城镇定居下来由农民变为市民。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3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0%，两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即是当前进城务工的2.6亿农民工。如何有效消化吸收2.6亿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由于在人和地这两方面都面临严重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以解决旧模式的困境。“新型城镇化”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呢?针对城镇化用地问题，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提高土地利用率，集约用地，避免“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而要改变城镇用地方式，做到节约土地、集约用地，企业只有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改变依靠廉价用地、廉价用工来赢利的模式。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微利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由于利润率低，缺少升级改造的空间。企业维持生存已属不易，还要改造升级，更是难上加难。少数企业也确实做到了结构升级，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减少了工厂占地规模。但相应的，企业的用工也减少，在解决就业上的贡献也降低。

    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另一政策着力点是通过改革户籍来促进农民工城镇化。但实际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不是户籍的障碍。户籍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相联系，户籍实际上是对农民工土地权利的保障。真正制约农民工城镇化的是农民工的打工收入不足以使其能够在城市定居。微薄的打工收入无法支撑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住房、教育、生活开支等消费远超出农民工的收入水准，所以农民工只能生活在城镇的边缘地带，或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过着“候鸟式”的迁移。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性呢?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似乎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减少，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了结构性用工荒，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的工资报酬也就相应提高。但从总体看，农民工增加的收入十分有限，远不足于支撑其城镇化。真正大幅提高工资水平还在于企业本身的升级转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后，进入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加，提升劳动者工资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对于依靠简单劳动为主的企业来说，提升工资水平的空间极为有限。用工成本一旦提高，这些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就只能往工资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迁移。而无论是企业升级改造，还是企业搬迁，对于多数习惯于简单劳动、处于低端就业市场的农民工来说，均无助其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要解决地的问题和人的问题，都必须走产业结构升级的道路。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利用当前农民工的城镇就业与安居。这就是当前发展“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两难困境。目前来看，这个困境暂时可能无解。从长远发展来看，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使新生代的农民工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劳动条件，是确实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