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地，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11月4日《经济参考报》）

　　所谓“逆城镇化”，是对人口从主要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这种分散化过程的概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在其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提出，这一过程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证实。有一个和“逆城镇化”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郊区化”，主要指城市中心的人们迁移到郊区去居住的一种现象。“逆城镇化”包括“郊区化”，但又不等同于“郊区化”，它不仅包括人口的流动，还包括资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流动。

　　城镇化理论表明，向心力与离心力是城镇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造成了城市阶段性的发展。当城镇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其脚步又会自动放缓。也就是说，逆城镇化是都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不需要惊讶，也无需过分担忧。

　　城市的独特魅力在于发达的资讯、活跃的文化、较多的创业发展机会、便捷的生活、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但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以高速公路和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随着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异正在缩小，倒是农村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居住环境让人向往。而且，城市“房子”、“车子”、“票子”三座大山的压力，让城市的向心力快速削减，让城镇化的拐点提前到来。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局部地区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首先，我国城市本身就存在“伪城镇化”的问题，按照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有将近2.4亿的城镇人口只是常住城镇却没有城镇户籍。其次，我国目前出现的“逆城镇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伪逆城镇化”的，因为只是“户籍”异动，“户籍”异动的根源恰恰是受利益的驱使，而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并没有同步。

　　更重要的是，“非改农”获利的根本驱动力是城市化。目前，千方百计将户口“非改农”的，一种情况是改到城郊的农村，而这里即将被城市化；第二种情况有的地方已经部分居民户口城镇化了，但也还保留了部分农村户口。这两种情况“非改农”的目的，其实就是看中这些地方最终必然会被城市化，只是想通过拆迁、征地等方式,在再次“农改非”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三种情况是改到富裕的农村，如华西村、南街村，这些地方由于富裕，公共基础设施和福利都较好,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与城市实际上已无差别，在本质上就是城镇，而非农村。

　　因此，在“伪城镇化”和“伪逆城镇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不担心局部地区出现的 “逆城镇化”现象，因为这种“逆城镇化”是中小城镇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在大城市周围的城市和村镇，谁能更好地实现与“逆城镇化”的对接，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对极少数真正想回到农村生活工作的人，我们要做的，不仅不应该加以限制，反而应该给予支持，因为这将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我们真应该提防的问题，是“伪逆城镇化”下的权贵，利用我国户籍制度的漏洞，对城市发展红利和农村发展红利通吃。

　　毫无疑问，目前我国根本还不具备“逆城镇化”发展的条件，大多数地区都还处于城镇化的阶段，只有极少数地区可能进入了郊区化的阶段；而且，目前的“非改农”并未占据人口迁移的主导，除了少数投机分子，更多的恐怕还是城镇里弱势群体的无奈选择，而且“非改农”的也还多数生活在城镇。因此，我们还不必急于给个别“非改农”戴上“逆城镇化”的帽子，只是这种现象提醒我们，需要尽快将“非改农”的谋利冲动关进制度的笼子，更需要提防其中夹杂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