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黄金周，在南宁工作的二表妹安排下，年过七十的三姑在大女儿、大儿子和大孙女的陪伴下，来京盘桓数日。当年笔者读书上学，姑姑、姑父每每解囊相助，可谓恩重如山。姑父从县城退休后，一直没有兴趣出远门，直到三年前因病离世，也没能来京一游，让我心里一直不忍。

　　此番三姑能够前来，身体也还硬朗，我自是满心欢喜，陪她们游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十三陵……品烤鸭，吃炸酱面，涮羊肉，不亦乐乎。

　　至此，家里至亲的长辈基本上也都来过北京，用他们的话说，“见过皇帝的宫殿，也见到了毛主席了，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由于行程紧张，所以他们往返都是乘坐飞机。一向要强和节俭的三姑，觉得有些奢侈，但大孙女要赶回去上学，只好由着儿女们的安排。

　　闲下来我和三姑聊起当年出远门求学的艰辛，不胜唏嘘。

　　1981年是全国高考恢复实施第四年，也是真正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力考生的年份。那时候，除了参军，如果是干部的孩子，按照政策可以接替父母参加工作外，农村的孩子要想离开农村，唯一通行证恐怕只有高校录取通知书了。所以，当笔者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唯一考入全国重点大学消息传开后，家乡自然喧嚣一时。

　　此前三年凡是考上大专以上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或者干部的子弟。也因为如此，县政府每年专门出台奖励政策，对考上大学的考生进行奖励，本科生奖50元，大专生奖30元。

　　到了1981年，好像全县文理科高考成绩前几十名的考生都是来自乡下的孩子，却没有哪位同学的家长能够在县政府那递上话儿，奖励也就没了下文。其时年少，百思不得其解。若干年后接待来京出差的县上老干部，酒酣耳热之际聊起这个话题，才恍然大悟。

　　不过按照政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可以向县教育局申请补助。报告打上去，很快也得到回复，“根据考生家庭实际情况及政府财政状况，予以困难补助30元。”

　　别小看这30元啊，那时从南宁到北京直达特快火车是54元，凭高校录取通知书可购买半价学生票，只需27元。

　　接着，家里倾尽全力，卖鸡鸭卖粮食，加上亲戚的接济帮衬，在给我置办了几身新衣、一双新解放鞋和洗漱用具之后，除了火车票钱，还剩17元现金。搭姑父的货车到南宁上火车之前，姑父又悄悄塞给我20元，说是他刚刚捎带私活挣的外快。

　　就这样，我孤身一人背着一个旧的军挎包，兜里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和37元现金，脚蹬半新的凉鞋，从一个偏僻的乡野山村穿越两千多公里来到了北京。

　　四年大学，印象中我是全班52个同学中从没穿过皮鞋，也没带过手表的人，四年回家探亲一次。每到一些要花钱的节骨眼，家里实在凑不起，也都是三姑和姑父慷慨解囊，尽管他们也有四个孩子在念书。

　　好在那个时候大学是不收学杂费的，而且都有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还可以申请领用被褥被套，也没有什么娱乐之类的开销，同学关系又极为融洽，从来没觉得日子有多难过，除了学习，就是运动，快乐而充实。

　　之后毕业，念研究生，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在城里算是扎下了根……

　　三十年轮回，三姑感叹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孩子身上花的钱都比你多啊。

　　在送三姑到机场路上，我们相约下次改在暑期来，呆上一个月，转遍各个景点。三姑笑着应承，等另外的小孙子能跑了就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