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３０多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匹配，工业化的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化的人口并未进入城市，没有变成市民，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今后２０到３０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课题。

深圳外来人口数量大大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因此这个问题和矛盾就比较突出。所以深圳应率先在这方面破题，这样既能解决深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尖锐矛盾，又能为全国摸索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

深圳应该是全国人民的深圳

深圳特区报：您认为深圳特区建立３０年来，有哪些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

华生：深圳原先只是一个边陲小镇，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一个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另一个是得益于全国各地的人才集中到了深圳，这才成就了深圳今天的发展。

深圳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敢为天下先的作风和精神。最突出的一个是在开放方面，因为毗邻香港，所以一些最新的潮流、信息、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是从深圳传出来的；再一个是在市场经济的探索方面，尤其是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深圳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另外，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比较封闭，而深圳作为特区一开始就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非常灵活，对各地的用人制度、薪酬制度、办事效率等都有非常大的冲击和推动。

近些年，深圳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成为了一个现代大都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并且卓有成效，深圳在这方面的发展从全国范围来说是非常有特色的。

但是，最近几年，我感觉深圳还是有些“落后”了。当然，这个“落后”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落后，实际上深圳作为我国的沿海城市之一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深圳的发展应当放在国家全局的范围来衡量。这也是我这次接受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说，对于深圳，不应该用一般城市的发展要求去衡量，深圳不光是深圳人的深圳，深圳更应该是全国人民的深圳。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了，我国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深圳要继续保持作为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和形象，就需要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深圳要明确自己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定位，要明确自己要为我国下一个３０年的改革开放继续作出突出贡献，就要做好下一个３０年的规划，要考虑在目前我国面临的许多尖锐的挑战中如何敢为天下先，作为“试验田”去尝试一些新东西。

城市化发展矛盾深圳应率先破题

深圳特区报：您曾提出，我国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就是城乡发展失调问题，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导致了我国积累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发展结构、产业发展结构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急需进行重大变革。您认为深圳在这场重大变革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华生：城市化将是中国今后２０年到３０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过去３０多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匹配，工业化的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化的人口并未进入城市，没有变成市民，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今后２０年到３０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课题。

这个问题是过去３０多年高速增长中留下来的，全国都存在。深圳外来人口数量大大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因此这个问题和矛盾就比较突出。所以深圳应率先在这方面破题。３０多年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的笼子，引入和发展市场经济，深圳走在了最前面。今天和今后３０年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实现城市化。深圳应当在这方面作出探索，创新思路，这样既能解决深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尖锐矛盾，又能为全国摸索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

土地财政改为税收财政是发展方向

深圳特区报：您也曾提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像当年股市中股权分置改革一样的重大变革，无论是从政策取向，还是制度设计上都应该作出重大的转变。而深圳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快速发展之间也存在着突出的矛盾，您能否就这个问题给深圳提出建议？

华生：深圳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权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与其他地方相比，深圳应该更有条件提出新的思路，争取试点。

一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占用了一块地方，但他们原先在农村的土地也依然占据着，这就造成了整个城市土地的总量供应不足。所以，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城镇化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的一些城市建设基本上没有考虑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安居问题。这种情况正是导致土地资源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要设计好的解决方案，既能保证耕地的数量，又能有效释放进城务工农民原先占有的土地资源，同时还能兼顾到城镇化的外来人口问题，从而也就可以解决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二是土地财政的问题。目前土地供应的“招拍挂”制度出了问题，虽然为政府带来很大一块财政收入，但是随着竞拍价格不断攀升，垄断性的土地供给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同时，可卖的土地越来越少，被逼着也要转型。另外，目前的土地收储制度也有问题。就深圳来说，“城中村”改造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按照原有模式去改造，业主的要价会越来越高。深圳应当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改变原来的老路子，这就要求有新思路。

我认为，总体的改革方向是从土地财政改为税收财政。土地财政改为税收财政的好处之一，就是城中村的改造不需要政府去强行征地，只需要政府用正常的税收手段来调节就可以了，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对拆迁补偿不断加码以及强制拆迁等一些问题。比如，改变土地的用途为商业用途，政府可以收取土地增值税，按照现行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增值２００％的就已经收取６０％，然后还可以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政府的收入并未减少，收取的税收还可以用来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保障，减小贫富差距。此外，由于政府并未征收土地，改变土地用途后土地原来的所有者仍然有利可图，这种做法也就有效地调动了土地原所有者主动进行改造的积极性。总之，土地财政改为税收财政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虽然税收制度并非一个地方政府可以独立完成的，但是深圳可以在这方面提出新思路，积极尝试，这符合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定位。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深圳特区报：中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我注意到您强调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您认为深圳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华生：邓小平同志曾经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最大和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说，改革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是真正富裕起来了，但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是说政府要强行干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关系，而是要尽量消除人为制造的制度歧视和分配不公。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高、贫富分化严重的主要原因，这就需要积极审慎但坚定不移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勇尝重大改革为全国探路

深圳特区报：深圳在下一个３０年里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您认为应从哪里突破？

华生：前３０年深圳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接下来的３０年能否再有更大贡献，主要看深圳未来进行的改革试验是否具有重大的全局意义。深圳要借助特区一体化的东风，对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思路，争当试点，进而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而这也正是特区的意义所在。包括改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等等，深圳都可以进行大胆改革尝试，这样才能真正无愧于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

当然，许多事情需要跨地区、跨部门共同协商，合作完成。如果说只是一般的城市，那么等到中央把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政策方针制定好以后照着执行就可以了，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要率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思路，作出尝试，为全国的改革探索方法、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