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国户籍制度再改革上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资金是一大关键，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农民市民化财政成本：平均每人将达13万元。

    这次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纲领性文件，将有助于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圆梦”实现市民化；同时，这项重大改革，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关键性政策突破，为将来构建新型城市化发展营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去年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又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走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今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体制创新。展望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许多人认为其推进进程中将面临着需要逾越的四道坎，即“资金”坎、“政策及制度”坎、“资源布局和运用”坎、以及“风险化解”之坎；这些困难调整和障碍束缚假如得不到有效化解与客服，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就难以真正到达。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改革措施。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身份变了，头上将安上“市民”的光环，可要让这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真正的“市民化”，与其他城市市民一样，能在新的城市化发展中安身立命、分享发展成果，那可不是户口本“变色”那么简单的事。因此，户籍制度再改革的背后，不仅仅是政策突破问题，更将牵涉到人口、产业、资本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层面的大变革。在户改的突破制度束缚表面下，一场更为综合、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将孕育勃发；城镇化的每跨出一个实质性脚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将前进一大步。如此看来，农民市民化财政成本每人13万元，或许仅是一种初步的量化计算，除了数目不小的“农民市民化” 财政成本之中，还有更庞大的新型城市化资金需求需要去解决，更还有诸如粮食安全、土地非农化利用失范失控、城乡居民两极分化与对立的社会问题等风险问题的需要化解。

    化解农民市民化成本问题是构建新型城市化的一大关键，没有合理布局的产业和就业渠道，没有享有同等的城镇居民待遇，农民只能被“伪市民化”，或“半城市化”。我们要推动1亿农民市民化，需要改变过去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权利不均、以及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我们还要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同时，做好优化城市布局形态，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市提升，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否则，我们就难以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完善与发展与推进农民市民化相配套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还要解决农民市民化的养老、住房、就业等关键性问题，实现广大转移农民长期生活和市民化转变问题，让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真正挂钩起来，这个成本保障不是政府财政所能提供得起的，也绝非花费13万元就可以解决的。怎么办？还是要从发展求出路，从改革与制度创新谋办法。

    化解农民市民化成本问题是构建新型城市化的一大关键，未来我们要未来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管道，努力满足构建新型城市化巨大的资金需求。我们要完善土地制度，健全更具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机制，通过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让农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提升收入来源与扩大消费能力。 这里，政府必须打破以往的对农地转用垄断，防止在推动新型城市化中对农民土地权利的非法变相剥夺。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到这么一个问题，随着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劳动力价格将有可能持续上涨，劳动力资源要素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将逐步降低，我们既要防止“农村空心化”对农村农业的负面影响，也要关注劳动力变化对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