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35个百分点。这种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在实现城镇化与环境保护双赢的问题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与参考。

　　突出规划先行和政府引导。在城镇化早期，许多国家对城市发展放任自流，导致城市无序发展、贫民窟泛滥、卫生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为此，英国政府颁布了世界上首部“城市规划法”，成为第一个较为成功地治理“城市病”的国家。德国在道路交通、电力通讯、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既立足于当前的实际需要，又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着手制定一系列国土与区域规划，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不断对其进行调整与修编，还通过制定法律强化其引导作用。挪威、丹麦、美国等则通过开征碳税、对低碳经济实施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利用市场杠杆，引导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开展低碳行动，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在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就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英国在伦敦城市规划中提出应设置环城绿带，并于1935年通过“绿带开发限制法案”，保障环城绿带建设。德国政府每4年出台一轮生态建设计划，要求各地城镇规划和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自然条件，追求环境的优美舒适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荷兰对城市用地和建设规模实行年度计划控制，城镇规划和建设项目要经过严格的环评和审核后方可实施。日本在战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也成为公害泛滥的“污染大国”，为此先后颁布“环境基本法”“公害防止条例”“环境行动计划”等几十项法律法规和行动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经过30多年的努力，恢复了环境的优美清洁。

　　加强空间管控和集约发展。空间管控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调控手段，集约发展作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可行路径，日益成为城镇化和城镇规划的重要内容。早在1872年，面对西部开发热潮、工业化迅速推进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美国国会就通过黄石法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国家公园。截至目前，美国已设立57座国家公园、300多处自然和历史圣地、12000多处历史遗址和保护性建筑。新加坡是集约紧凑型发展的代表，尽管国土面积狭小，但仍留有60%以上的土地没有开发，是全球在城市内保留大片原始雨林的两个国家之一。

　　强调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小城镇发展为代价，造成农村凋敝、生态空间退化、城乡发展失衡，以及人口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环境不堪重负、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与之相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中期就关注并采取措施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比如，德国采取乡村城镇化、城镇分散化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土地整理、村庄更新和产业非农化，促进乡村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分散化，把传统的乡村居民点直接转为工商业城镇。日本20世纪70年代确立了“大都市圈规划”“地方都市圈规划”“首都圈规划”等，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网络建设城市群。英国、法国、美国、韩国等也通过实施“城市群”“城市反哺农村”战略，分解大城市环境压力，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强化智能建设和智慧管理。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的应用，使得城市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在全球掀起智慧城市建设热潮：新加坡启动“智慧国2015”计划，韩国提出“U—CITY”建设大纲，日本提出“I—JAPAN”智慧城市计划，美国和欧盟国家也推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日本横滨通过智能能源管理，使社区能源消耗降低25%，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减少。巴西里约热内卢与IBM公司联手建立智能化“城市运营中心”，强化了城市运营、环境安全和灾害预警的智能化管理。当前，智能化建设和智慧管理已成为各国提高城市效率、减少资源消耗、优化城市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