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教授最近表示：“现在统计出来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实际上真正也就35%至37%，还有剩下的百分之十几叫做常住人口，这些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不能算是真正的城镇化人口。”

　　伴随着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如何进一步破除户籍藩篱，避免“伪城镇化”现象蔓延已成当务之急。

　　“三元化”症结待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7%。这一数据是指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这一城镇常住人口，并非仅指有城镇户籍的人群，也包括了在城市中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按2011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城镇人口为69079万，农村人口为65656万，从统计数字上看，城镇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非农户口的人口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在35%左右。也就是说，有17%左右的人口，大约2.2亿农村户籍人员常住城市。这些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员，主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但他们并未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形同“伪城镇化”。其中仅保险一项，在全国范围内，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中国共有农民工26261万，其中外出务工者为16336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有贵的话来说，过去的城乡二元化社会正在形成三元化社会，即农村居民、进城农民工及家人和城市居民。

　　郑有贵表示，在之前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和就业非农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占工农产业比例在1949年是30%，1978年是75%，而城镇化比例在1952年是12.5%，1978年是17.9%。我国城镇化滞后不完全是产业发展的问题，关键取决于农民是否真正进得了城、进得起城。”

　　城乡裂痕必须弥合

　　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农民迁入城市变成市民，那样既不现实，也会造成工农业比例失衡。“现在我们一百多座城市建设国际城市，四百多座城市建设新城，二百多座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虽然规模宏伟、耗资巨大，但并未对乡村进行有效规划与投入，我们应该切实改善城乡规划，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主要措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寇有观表示。

　　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外迁，大量乡村出现萧条，甚至消失。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自然村总数从363万个减少至271万个，四分之一的自然村消失，平均每六分钟就有一个自然村落成为“过去时”。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村委会总数从1998年的83.3万个下降到2012年的58.8万个，村民小组从2000年的553.4万个下降到2012年的469.4万个，村委会委员从1998年的358.6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232.3万人。换言之，每30分钟，就有一个行政村从地图上被抹去。

　　但是，那些失去土地的村民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城市的现代化并不难，但中国的乡村现代化非常难。中国广大乡村并没有与沿海地区同步达到现代化，全球化市场难以渗透到广大乡村，现代化的城市与中国的乡村之间出现了巨大裂痕。”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李津逵教授向记者表示。

　　而恰恰正是这样的裂痕，导致村民们争相离村进城，并且即便自身融入城市的过程并未成功，也再难返回村庄。

　　寇有观则向记者坦言，中国的市与外国的市有诸多不同，“市是行政区，包括城市和农村，必须城乡一体化发展。”

　　警惕“超级城市病”

　　截至2012年末，中国内地共有地级以上城市288个，设市城市共计658个，建制镇有19881个。其中市辖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地级城市共有127个。而乡的总数已经从1998年的25712个锐减至2012年的13281个，半数的乡已经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或被撤并，或成为城镇。

　　但是，吸纳进城人员的主力城镇，却不是这近2万个镇、860个市辖区或368个县级市。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涌入的是特大型城市。仅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外加广州、深圳两市共六个一线城市，总人口数量就已经破亿，“超级城市病”正在显现。

　　向特大城市的人口迁徙，使得一线城市的人口规划屡屡被提前突破，并且资源到达所能承受的极限。北京市曾规划，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目前该市人口早已突破2000万大关。上海市常住人口则已经到达2380万人，且还在呈继续上升的态势。而在人口增加幅度中，非户籍常住人口贡献了“大头”。上海市2012年户籍常住人口1420万人，比2011年仅增加8万人，而这还是连续19年来上海户籍人口首次出现正增长，但上海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2012年时为96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25万人。

　　目前，一些一线城市的各项资源承载力已经突破极值。以北京市为例，仅水资源一项，北京市当地水资源只能承载667万人，现实供水量的水资源承载力约1000万人左右，仅相当于现有人口规模的半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所能承受的人口密度极值为1023.97人至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766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平方公里。

　　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如何引导进城农民选择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发展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成为有关方面当前务必直面的课题。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调控，不能光靠一线城市“控”，也要靠二三线城市“引”。否则，各方面资源已近临界状态的一线城市，资源供给本地人口已经困难，更难言分配给外来人口了，何谈城镇化可言？

　　“我们中国当下面临的城市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一个世纪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既有相似性，又有我们的特殊性。需要解析中国当下特殊的城市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城市问题和对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这样说。

　　专家的一个共识是，未来从实际出发，推动都市圈化，广建卫星城，并进一步消除户籍藩篱，消除城乡社保壁垒，使中国城镇化沿着产业集聚、资源集约、公平公正、发展共享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