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必要厘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以便在工作中把握重点，明确目标和方向。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持续一定时期，原有的经济结构必然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进行调整。这就是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求伴之以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又是经济稳定增长和科学发展得以实现的保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但从短期来看，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一般会暂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比如，进行结构调整要求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抑制资产泡沫等，这会在短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压缩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使之难以顺利进行。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下的高速增长仍然是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在消费需求不能跨越式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意味着投资需求越大、出口越多，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自主性也就越低；而且出口商品的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仍然是低端产品出口的扩张，这必然带动低端产能的投资扩大，使得产业结构仍然在低水平重复。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正在提升。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观，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缓慢、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可能出现“井喷”。在现有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难以支撑经济过高增长。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在特定时期使经济增长速度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节奏与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也包括与之相协调的社会进步；既表现为数量和速度，更表现为质量和效益；既要以经济总量来衡量，也要以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城乡同步、生态平衡、环境改善、教育发展、收入提高、分配公平、社会稳定等指标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经济状况的指标，但它的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要全方位地衡量，既有数量的要求，更有质量、结构、效益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者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成果的增加、劳动效率的提升，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表现。

　　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关系

　　当前，我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发展，把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需从两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量。劳动者及其家属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科技知识和精神面貌等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要“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资本论》第1卷第68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些年来，中央高度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要以教育公平、分配公平为条件，以人们体面劳动、体面生活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应享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邓小平同志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也是把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他先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讲生产力标准，讲经济发展；又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讲价值标准，实际上讲了人的解放与发展问题。

　　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关心人民的疾苦，致力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一贯奉行的根本宗旨。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因而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自觉地坚持与奉行这一宗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总体上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初步实现了小康水平。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悖的消极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既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中重资本而轻劳动、重GDP的增长而轻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日益凸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现象。我国的基尼系数达0.46左右，高于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拥有几十亿几百亿资产的富豪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按照新的扶贫标准，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在城市也有靠低保收入生活的2345万贫困人口。高收入者，一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达到数千万元，而低收入者一年只有一两万元，有的月收入只有数百元。我国社会已出现了人数庞大的困难群体，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资料，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目前，党和政府正在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因积累的问题较深、较多，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正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存在，目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贡献率低。近些年来，我国强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虽有成效，但收效缓慢，因为在分配格局和税收制度等还未相应调整和变革的情况下，国内消费需求不会猛然扩大。中国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直接相关。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这也是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政府的财政收入较高，可以更好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惠民生工程，最终有利于人民。1992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例由30.8%下降到23.7%。有些企业的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有意拖欠，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2009年前的5年里，近1/4的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增加。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的现象在私营单位表现得更明显。根据有关资料，私营单位从业人员2009年的年平均工资为17071元，比当年初公布的全国城镇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低四成。而同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1005元，比私营单位高出将近一倍。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会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有资料表明，2009年涉及农民工争议的劳资争议案达60万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它首先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目前，党中央已在着手解决上述分配关系中的问题，更加重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重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问题。

　　三、处理好经济发展中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相统一的关系

　　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

　　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引进外资，全方位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一分为二地总结经验教训，也应看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办企业，其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获取高于在本国取得的利润。有关资料表明，从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中，外资从中国汇出的利润达2506亿美元，约42%的外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平均利润率。引进外资符合邓小平所讲的三条“有利于”的标准，让他们赚取高额利润也是合法的，无可非议的。但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中，不断兼并中国品牌企业，形成垄断地位，就需要警惕。

　　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来势很猛”。国际啤酒巨头已把中国啤酒企业和市场瓜分得差不多了。可口可乐通过品牌战略，已使其饮料、浓缩液在我国市场占有很大份额。我国大型超市的80%已被跨国公司纳入囊中。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

　　如果并购只是双方互利的市场行为，我们不应简单反对。问题在于有些外资公司并购我国品牌企业，是怀有垄断中国生产与市场的目的。可口可乐力图高价收购汇源果汁，最终被封杀一案，可以说明问题。可口可乐已占中国市场的很大份额，汇源果汁是其竞争对手。2009年3月，汇源果汁发布公告，可口可乐将以每股报价12.21港元，合计179.2亿港元收购汇源，几乎相当于汇源3倍的企业总资产。对汇源来讲是可以大赚一把的，当然愿意被收购。但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工业发展的角度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会形成垄断。商务部经反垄断审查，根据《反垄断法》否决了这一并购案。有关资料表明，在已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被外资控制多数资产。根据工商总局提供的数据，我国轮胎行业的80%是外资，汽车零部件行业75%是外资，整车品牌的80%和销量的90%是外资或合资。平板电视行业的60-70%、计算机操作系统的95%是外资，英特尔的CPU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思科占据了企业无线网络60%的市场份额，高档胶印机的70-80%、工程机械的一半是外资。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55%是外资，其中高科技出口的87%是外资。按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预计，在未来三五年中，中国零售市场的70-80%将为外资所席卷。

　　如果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重外资、轻内资，重引进、轻自创，就会忽视大量民族资本被外资吞并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后果。前些年有人提出不要再区分民族工业和外资工业；近年来又有人主张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并强调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没有真正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种认识值得讨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界线不应有意模糊。如果在认识上将其混同的话，那么让外国资本收购和兼并一切国内企业，也就理所当然了。有些学者根据某些国内企业被外资兼并后没有即刻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也没有立刻形成垄断，就断言将来也不会如此。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要从发展的战略眼光审视问题。如果一系列重要行业被外资所控制，到某个时候，在某种境遇下，就会出现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事实。从量变到质变有个过程，如任意让外资并购，到时候就会形成垄断，损害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应处理好两个市场即外需市场和内需市场的关系。我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旺，经济快速发展所生产的产品，不能自己消化，需要依靠大量出口来消化。因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高达70%左右，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20-30%。从出口依存度来看，我国2006年为36.6%，2007年为36.3%，2009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低为24.5%；而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2007年分别为8.4%和18.9%，远远低于我国。出口依存度过高，会带来几方面的消极效应：一是过多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国外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的制约，风险变数多，特别会受到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二是贸易顺差扩大，会带来种种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不利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四、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

　　经济的发展会引起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自然会被打破。由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30多年来，随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是必然的趋势。

　　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消长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失去公有制为主体，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因此，应重视和把握经济发展中公有制和私有制消长变化所占比例的“度”的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的思潮一直在起着作用。有人根据错误的引证和论据，得出错误的论断，认为我国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以此否定国有经济存在与发展的作用，主张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多年来，一些人大力宣传“国退民进”，直到近年来还有人强调“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用以高调批判“国进民退”。其实，“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战略性和总体性的提法或口号，都是不科学的。“国退民进”的口号本是某些学者提出和倡导的，中央并不赞同，但起了广泛的和深远的消极作用。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宣扬“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并以此反对国企的发展，称之为“逆改革方向而动”。

　　为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精神对宣扬“国退民进”的观点进行了多次批评。2001年5月8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念  坚定信心》指出：“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对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上。……有的片面理解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重大决策，将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退民进’，笼统地说，‘国有企业要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因而对搞好国有企业信心不足。”2004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再次指出：“在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把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演绎为‘国退民进’，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有的把国有企业当作包袱甩掉，一卖了之”。由此可以看出，把“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宣扬为我国改革的方向，是多么不正确。

　　忽视和否定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忽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重私轻公，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调整经济结构要以搞好搞活国有经济为前提。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