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当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一问题，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周刊》6月17日）

　　小城镇能否成为大城市的“拦水坝”，这主要取决于小城镇能否提供较好的工作、生活等社会配套服务。可即便在我们的发达地区，这也很难做到，因为全国资源配置普遍遵循先大城市再中等城市再小城镇的法则。在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下，指望小城镇作为“拦水坝”很容易回到一个“管”字上，结果就算管住了农民，让他们不往城市流动，但也无益于改善其生活条件。

　　“贫民窟病”的本质是发展不均和差距过大。如果农民立足出生地却看不到“出头之日”，如果光鲜的大城市产生的诱惑无法抗拒，即便人为设立小城镇这样的“拦水坝”，也难以真正拴住农民的心，至多是催生户籍政策倒转，即用户籍像风筝那样“牵”住农民。

　　从另一角度看，眼下小城镇的普遍问题是“有生存无生活”，即可以满足一般生活需要，但难以提供工作、休闲、文化等更能改善生活质量的社会配套服务。许多从农村搬往小城镇的农民，只不过是通过数年打工积累，将家从农村搬到了城镇，但对他们自己而言，其春出冬归打工的“候鸟”特征并无本质改变。

　　哪里资源丰裕，人们就对哪里趋之若鹜。当下有一个极其普遍的人口流动路线图：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中等城市，然后是大城市，最后是京沪广深这样一线发达的城市。限于高昂的流动成本，每一次向上流动往往并非出于自由选择的喜好。

　　在这种流动路线图上，除了职务晋升这样不多的通道之外，更多人只能尽可能多地积累，攒够进入更大城市生活的“资本”。每一次进入更大城市，均可能从头干起。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可能满足专家们的奋斗想象，但从社会公平角度看，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不可能根治“贫民窟病”。因为城市离不开进城务工农民，而农民收入本来就低，由于没有城市归属资格，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生活成本。

　　“贫民窟病”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避免这种现象不应回到强化户籍管理的老路上，毕竟这种刚性管理模式无法顺应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需要。当然，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寻找破解路径，那就是改革传统资源配置模式，通过对中小城镇倾斜配置资源逐渐补齐短板。只有当中小城镇满足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工作与生活需要，社会差距逐步缩小，“贫民窟病”才可能消解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