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十二中学上晚自习的学生们也面临广场舞困扰。2日晚上，丰台城管来到附近的广场上，向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发放了倡议书，劝导大妈们在高考来临之际和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或者降低声音，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对于城管的劝导，大妈们并不买账，待城管走后，大妈们仍然选择调低音量继续跳舞。（6月4日《北京青年报》）

    这边厢，发起冲刺的高考学子需要安静的自习环境；那边厢，广场舞的噪音依然“声声入耳”。于情于理，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应该做出妥协和让步。城管、学校、跳舞大妈们一番交涉之后，从舆论传播来看，“无视诉求”“不买账”等词语被贴在广场舞大妈们的身上，更让她们显得蛮横不讲理，话语对抗的火药味亦是有增无减。

    其实，抛却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在这起事件中，广场舞大妈们真的没有做出妥协和让步么？显然不是。城管来劝导大妈们时，请求她们在高考来临之际和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或者降低声音。城管走后，大妈们尽管没有暂停跳舞，但明显调低了音量，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性的倾听和让步呢？很显然，大妈们并非想象中的“油盐不进”。

    毋庸讳言，舆论场里的话语权大多把持在年轻人手中，而广场舞大妈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这样的话语权失衡，难免让人“偏信则暗”。当我们在舆论空间里快意讽刺、挖苦她们时，是否又认真倾听过她们的诉求？事实上，大妈们跳广场舞并非没有自己的理由：既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丰富文化生活，促进邻里交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冷静思考一下，这些诉求难道有错么？

    丰台城管发放倡议书和小礼物也好，广场舞大妈理性表达诉求也罢，化解广场舞矛盾，需要这样的心平气和的对话和沟通，而不是怀着预设立场，一味地批驳和嘲讽，甚至隔空谩骂：“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试想一下，大妈们在舆论空间里本来就缺乏话语权，做出了让步依然被贴上“蛮横”的标签，她们还有多少意愿再参与平等对话？这何尝不是在给广场舞矛盾火上浇油？

    不可否认，广场舞在某些地方确实扰民，有网友甚至戏谑它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泼粪、鸣枪、放藏獒、购置高音炮，居民们的“自卫反击”方式让人错愕，结局也是两败俱伤。很显然，堵不如疏，化解广场舞矛盾，既需要政府及时补齐公共文化建设的短板，合理引导老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需要利益诉求的各方开展理性对话，在对话机制、协商形式等方面多想一些办法。

    面对广场舞的烦人噪声，很多人总是寄希望于环保、城管等行政部门发挥作用，但从丰台城管的实践来看，学生的利益诉求通过“二传手”来表达难免被弱化，而公权力的参与有时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由此看来，针对类似广场舞的问题，社会管理还应该多从纯民间的解决机制上下功夫，让矛盾双方组建专门的代表力量，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面对面交流、商议，通过利益妥协达成共识。试想一下，如果在这次协商时，能够让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直接和广场舞大妈们面对面，让利益诉求更直接地表达和对话，其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